中国可投资资产30万以上、50万以上、100万以上的居民数或者家庭数有多少？

一、各档位可投资资产家庭规模基准

目前公开渠道暂未发布可投资资产30万、50万、100万以上对应的精准居民/家庭统计数据，主流财富报告的统计门槛普遍从600万资产起步，可结合权威公开数据形成参考基准：截至2022年末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已经达到278万亿元，2024年末预计将达到327万亿元 【6】 ，按全国约4.9亿户家庭粗略估算，全国家庭平均可投资资产约为66万元。结合国内私人财富领域的普遍调研结果推算，可投资资产100万以上的家庭规模大致在2000-3000万户区间，50万以上的家庭占全国家庭的比例约30%、对应约1.5亿户，30万以上的家庭占全国家庭的比例约40%-45%、对应约2亿户上下。
此处统计采用通用可投资资产定义，即剔除自住性房地产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后的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投资性房产、另类投资品等财富资产 【1】 ，和包含自住住房的家庭总资产感知差异很大，不少家庭总资产看似达到数百万，但扣除自住房之后可投资资产达不到上述低档位门槛。该推算结果可与公开数据交叉印证：2026年最新发布的财富报告显示，国内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为148.5万户，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为86.4万户 【2】 ，完全符合财富分布金字塔结构，和低档位推算的数量级完全匹配。

二、不同档位家庭的原有区域分布特征

不同可投资资产档位的家庭区域分布差异显著，核心规律呈现两极分化特征：一是财富档位越高，区域聚集效应越显著，100万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家庭近60%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仅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就占了全国该档位家庭总量的3成以上；600万以上的富裕家庭、千万以上的高净值家庭聚集特征更突出，超过70%都集中在一线核心城市和江浙粤鲁等东部沿海经济大省，西北、东北、西南非省会省份的高净值家庭密度仅为东部核心区域的1/10不到 【2】 。二是30万、50万这类中低档位家庭的分布更趋均衡，除东部经济强省外，中部河南、湖北、四川等人口大省的该档位家庭绝对数量也很高，和东部省份的差距远小于高净值群体，这类家庭多为普通城市中产、小康家庭，分布和地方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基数关联度更高。
该分布特征的底层逻辑和不同群体的财富来源高度相关：高净值家庭的财富积累高度绑定核心城市的产业红利、资本市场机会、民营经济活跃度，所以扎堆在经济发达的头部区域；而中低档位可投资资产的家庭，更多是靠长期工薪储蓄、普通理财积累财富，和当地的民生收入水平挂钩，分布自然会随着人口布局更分散，该规律也和美国等海外市场的财富分布特征完全一致 【18】 【25】 。

三、近年区域分布的新变动趋势

随着国内财富流动和全球资产配置逻辑变化，不同档位家庭的区域分布正在出现三类新趋势：第一是高净值群体的区域聚集从“单核心扎堆”转向“多节点分散化配置”，过去千万级以上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近年这类群体跨区域布局明显增多，不少高净值家庭会在杭州、苏州、成都、武汉等新一线城市配置资产、设立家族办公室，同时全球范围内大量家族办公室也在逐步提升亚太（含大中华区）、西欧区域的投资占比，降低单一区域的集中风险 【16】 【23】 。第二是中低档位财富群体的区域分布从“人口基数主导”转向“产业带吸附效应增强”，此前30万、50万可投资资产档位的家庭数量基本和当地人口总量强绑定，近年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带向中西部、非省会城市延伸，长三角周边普通地级市、中部产业强市的该档位家庭占比增速已经超过不少传统内陆人口大省，进一步缩小了和东部沿海的分布差距。第三是财富流动的底层驱动从“单一追逐高收益”转向“兼顾风险对冲的跨区域配置”，受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资产波动等因素影响，高净值群体主动布局不同区域的另类资产、提升黄金等跨区域对冲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中低档位家庭也不再局限于在户籍地所在城市配置资产，越来越多在产业流入地工作的新市民选择在就业地积累可投资资产，进一步平滑不同区域的财富分布差 【33】 【34】 。此外2025年国内权益市场上涨带来的资产收益高度集中在金融产业更发达的一线、新一线城市，前20%的家庭持有约87%的所有股票，让头部核心区域的高净值家庭财富增速持续高于其他区域同档位群体，财富档位越高的区域分化速度反而在配置分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 【31】 。

四、对不同区域财富服务供给的差异化影响

分布趋势的变化直接推动各区域财富服务供给走向分层化、差异化：传统一线核心城市的服务向高净值定制化方向升级，倒逼当地财富服务机构跳出传统产品代销模式，往家族办公室服务、跨境资产配置、多司法管辖区税务筹划、全球身份规划这类高端定制化方向升级，补充另类资产、跨区域对冲类资产的服务能力 【16】 【23】 【33】 【34】 。新一线城市与新兴产业强市的财富服务需求呈现“两头涨”特征，既需要填补高净值群体本地化高端服务的空白，更要快速扩容面向普通中产的普惠型理财、新市民专属财富规划类服务。传统内陆人口大省则进入财富服务均衡化补短板阶段，服务资源不再仅围绕少数高净值客户，需要下沉到二三线甚至地级市，补充适配普通工薪家庭、小康家庭的稳健型理财、基础资产配置类服务，逐步缩小和东部区域的基础财富服务差距。同时高净值群体的全球配置趋势，也要求不同区域的财富服务机构打通本地知识和全球视野的能力，适配不同市场的监管规则，兼顾客户税务规划、生活方式等多元诉求，打破过去单一区域独立服务的模式 【36】 【39】 【45】 。而头部核心区域也将依托权益类投资、一二级联动配置能力进一步构建专业壁垒，形成“财富增速越快、服务能力越强”的正向循环 【31】 。

五、当前行业存在的突出适配短板

当前国内财富服务行业的能力仍无法完全匹配上述差异化新需求，突出短板集中在多个维度：一是高端定制化服务的核心能力储备普遍不足，主流财富服务机构的核心能力仍集中在传统权益、固收、短期交易类业务，大类资产配置、长期资产定价、跨境配置支持等高端业务领域普遍存在人才储备、技术积累、产品储备的明显缺口，难以支撑跨区域、跨司法管辖区的家族办公室服务、多法域税务筹划等定制化需求 【50】 。二是下沉区域的普惠型财富服务适配性不足，多数机构的服务资源仍然高度集中在头部核心城市，下沉市场的服务人员能力、产品供给都偏向基础代销类业务，很难匹配新兴产业中产、新市民的专属规划需求，也难以给内陆普通工薪家庭提供适配的稳健型基础配置服务。三是跨区域、跨场景的协同服务能力存在明显断层，不同区域的财富服务大多独立运营，既没法适配高净值群体“多节点分散配置”下跨区域协同服务的需求，也难以打通财富服务和养老、康养等民生场景的衔接，民生财富相关领域的供给缺口进一步放大了服务断层问题 【52】 【55】 。四是大量中小财富服务机构既没有足够资源搭建完整的内部服务体系，也没能通过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补足能力短板，很容易出现服务能力和客户需求错配的问题 【54】 。五是细分客群的精细化分层运营能力缺失，不少机构仍停留在宽泛的客户分类阶段，没法精准识别不同区域、不同财富档位客群的个性化需求，难以匹配差异化的财富服务升级诉求 【59】 。最后跨领域的协同适配存在明显盲区，不少区域的财富服务还没能和当地的特色产业政策、气候适应类投资、民生保障类项目形成协同，无法挖掘兼具政策红利、社会效益和投资收益的适配资产，响应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投资导向 【51】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