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主权评级中的意识形态

主权评级部张珏曹曼茜胡梦秋 信用评级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和市场检验，信用评级已从简单的债券信息手册演变为综合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具备预期性和艺术性等属性的信用风险评价工具，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是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的综合体现。 美国评级机构现行的主权评级标准是建立在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是在国际博弈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为维持其政治经济体系提供服务的工具。美国评级机构在国际上因部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与美国利益存在冲突，而影响主权信用等级的事例屡见不鲜。 一、美国评级机构主权评级方法的基本框架和主干指标 美国评级机构在对主权信用评级时基本上都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估方法。定量的方法能够使评级过程容易量化，其标准化的特性也令评级过程容易理解和比较。但标普、穆迪和惠誉也都认为在信用评级的过程中，存在多种因素或指标在理论和实践上无法简单通过合理逻辑相加减的困境，诸多数据或信息加工无法通过确定的、严格的逻辑和数理进行分析，需要通过信用评级分析师、评级委员会专家委员的知识、经验进行定性分析。此外，定性分析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将突发因素的影响纳入评级过程，保证评级过程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一）标普主权评级的基本框架和主干指标 标准普尔主要从政治、经济、外部、财政、货币5项要素对国家债务的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进行评估。其中，政治评估为定性分析，其余四部分以定量分析为主。 在政治方面，标普认为一国政府的制度与政策制定会通过实现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促进均衡的经济增长、应对经济或政治冲击这三个方面，对主权国家的信用基本面产生影响。标普重点关注一国政治机构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数据与相关机制的透明度和问责效能、社会治安和国内矛盾。此外，标普还将国家的债务偿还记录以及潜在的外部安全风险作为政治评估的调整调整项。 在经济方面，标普认为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历史表明，一个富有的、多元化的、市场化的、具有弹性的经济体，再加上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记录，为国家提供强大的收入基础，增强其财政和货币政策弹性，并最终提高其债务承受能力。标普根据一国的发展程度（人均GDP）确定初步经济评估。然后，根据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经济增长率、储蓄和投资）或经济多元化程度和波动性进行最多两级的正向或负向的调整。 在外部方面，标普认为外部评估反映了一个国家从国外获得必要的资金来偿还公共和私营部门对非本国实体的债务的能力。标准把货币是否为“储备货币”或“活跃的交易货币”作为重要指标。对于控制储备货币或活跃交易货币的国家，分析的重点是外债的衡量（狭义的净外债与经常账户收入之比）；其他国家则通过结合该国的外部流动性和外部头寸完成外部评估。 财政方面，标普认为财政评估反映了国家的赤字和债务负担的可持续性。标普主要关注国家的财政实力和债务负担两方面。国家财政实力评估基于当年一般政府债务变动与GDP之比（一般为当年和未来2~3年的预测值），然后根据一些 与国家财政灵活性、财政脆弱性及长期发展趋势相关的因素进行调整。国家债务负担基于政府债务水平（一般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和债务成本（政府利息支出占广义政府收入）矩阵，但会参考政府债券结构、融资方法和或有负债等因素进行调整。 在货币方面，标普认为国家的货币评估反映了其货币管理机构可以在履行职责并且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缓解较大的经济或金融冲击的能力。标普主要从该国的汇率制度、央行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有效性、通胀率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估。 标普通过政治评估和经济评估生成该国体制和经济状况，而外部评估、财政评估和货币评估构成该国弹性和表现状况，然后以二维矩阵映射的方式得到初始级别，再通过调整项调整，得到长期外币主权级别；最后，考虑货币政策独立性、本币资本市场深度、体制和财政弹性等相关因素得到长期本币主权级别。 （二）穆迪主权评级的基本框架和主干指标 穆迪的主权评级方法采取了分步骤评级的方法。穆迪首先通过对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两大因素的综合评估得到一国的经济弹性（或抗冲击能力）。然后经济弹性再结合财政实力评估国家财政稳定性。政府财政稳定性分析主要回答公共财政强弱程度，目的是量化政府动用资源以偿还债务的能力。此后，再叠加对突发事件风险的敏感性的考量确定主权评级打分表的指示区间。最后，结合其他调整因素、跨产业评级方法和债务工具等因素做出调整，得到主权发行人的最终级别。穆迪主权评级的定量指标涵盖了历史时间序列和预测数据，而穆迪的评级委员会对定性指标做出评判。 穆迪认为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经济弹性和减缓冲击的能力。国家获取收入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取决于其中期内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程度。缺乏经济实力是过去主权违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一般发生在国家经济前景疲软的情况下；大型多元化的经济体比小而单一的经济体更具弹性，可以更好的应对外部冲击。经济实力主要反映为人均GDP、经济的多元化程度，以及其他一些反映长期稳健性的结构性因素。 穆迪主权评级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国家的政治体制，考量的是体制特性是否有利于支持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因为这些本质上是政府治理问题，穆迪将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以下简称“WGI”）中的指标作为评估一个国家的基本体制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国家政策有效性对评估进行补充，最后根据一个主权国家的债务违约记录对评估进行调整。 穆迪主权信用评级的第三个要素是财政实力。财政实力分析的起点是相对债务负担和债务负担能力，同时，穆迪也会考虑到政府债务的结构。政府的财政实力动态方面分析在调整因素中进行考虑。此外，穆迪也考虑长期债务趋势、或有负债和金融资产等因素的影响。 穆迪主权评级的最后一个要考虑因素是一个国家对风险事件的敏感性。前三个评级因素（经济实力、政治体制和财政实力）旨在评估政府在中长期内承受冲击的能力，而该因素代表风险、突然和极端事件对公共财政产生的压力大小，以及是否会致使主权违约的概率大幅提高。 对风险事件的敏感性的因素分析包括四个方面的风险事件：政治风险、政府的流动性风险、银行业风险和外部脆弱性风险。事件风险的四个二级要素的聚合均使用最大值函数，因为其中任何一个风险的实质化就可能导致主权信用状况的严重恶化。 在穆迪最新的主权评级方法中，增加了ESG因素的考量。其中，表内因素和ESG的关联见图3。 （三）惠誉主权评级的基本框架和主干指标 惠誉主权评级称为主权发行人违约评级（IDR），旨在全面评估主权实体按时足额履行债务义务的意愿及能力。惠誉IDR的四个支柱分别为： 结构性特征指的是国家面对冲击时的韧性，包括金融业风险、政治风险和政府治理能力； 宏观经济表现、政策和前景指的是涵盖增长前景、经济稳定性以及政策的连贯性与可信度； 公共财政指的是涉及预算平衡、公共债务结构与可持续性、财政融资安排以及或有负债显性化的可能性； 外部经济包括经常账户收支与资本流动的可持续性，以及外债（公共与私人部门）的规模与结构。 四大支柱在主权发行人违约评级中的权重分别为53.70%、9.90%、18.80%和17.60%。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性特征中的其中政府治理能力基本采用了世界银行的WGI，占主权发行人违约评级的权重高达22%。 惠 誉 主 权 发 行 人 违 约 评 级 的 确 定 综 合 了 惠 誉 专 有 的 主 权 评 级 模 型（Sovereign Rating Model，SRM）与定性调整（Qualitative Overlay，QO）两大要素。惠誉采用SRM作为主权评级的基础框架。该模型复现了评级标准的核心要素，并生成校准至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LT FC IDR）量表的分数。SRM属于多元回归评级模型而非违约概率模型，其运算基于18个关键变量的历史、当前及预测数据。鉴于任何量化模型都无法完全涵盖影响主权信用度的所有相关因素，惠誉采用定性调整机制，以修正主权评级模型输出结果中未充分反映的个体评级要素。 近年来惠誉力求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相关因素纳入其主权发行人违约评级体系，这些因素都会直接而且实质性的影响主权发行人违约评级。由于政府治理因素在惠誉的主权发行人违约评级占据极重要地位，所以ESG中的许多社会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SRM变量和定性覆盖（QO）因素，而且影响较大。环境因素对主权发行人当前评级的影响通常较小。但随着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实质性风险，其对主权评级的影响力很可能会增强。 二、美国评级机构主权评级方法中的政治和制度因素所体现的意识形态 （一）政治和制度的定义及其在主权评级方法中的表达 “政治”是关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决策，特别是围绕公共权力的取得、组织、行使和更替的活动。它涉及政府、政党、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及其运作。“制度”指要求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基本体系。制度涵盖的范围更广，内容上既包含政治制度，也包含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所有社会规则；形式上包括正式法律和非正式习俗，后者例如交通规则或道德约束。 美国评级机构主权评级中未对政治和制度做明确区分，相关内容有交叉融合、并列和互指关系，涉及相关内容时的提法主要为：制度、治理和政治风险详细阐述时也会提到更具体、细化的制度或政治风险名称，例如立法与行政制度、政治制度、国家内政、地缘政治、政府决策和政治稳定性等。 （二）美国评级机构在政治和制度因素评估中的意识形态特点 美国评级机构在进行主权评级时，对政治和制度因素的评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这由三方面原因造成：一是政治和制度的评判标准及参考指标设定以美式标准为基准、对非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存在偏见；二是政治和制度因素的影响权重大，且基于政治和制度因素可做调整的灵活度大，以至于最终评级结果受到较大程度的意识形态影响；三是分析师在评级作业过程中难以避免主观性判断，使最终评级报告所呈现的分析视角、叙事方式和评级结论带有意识形态立场。 美国评级机构在政治和制度因素评估中所带的意识形态体现在： 1、政治制度评判标准单一化。美国评级机构的政治制度评判标准集中体现了以美国意识形态为主、整合了西欧、日本等美国盟友意识形态的西式民主制度1，以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和直接选举等制度模式为标杆，以其他国家的改革或制度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标准作为其存在制度缺陷的证明。 这种自我中心化和单一化的价值评判并不是美国评级机构特有的行为，美国自二战后就在将自身意识形态打造为普世价值，将原本属于美国少数群体的利益包装成全人类利益，以此获得“道义”属性，再通过抢占道义制高点来合法地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起攻击。在美国意识形态下生长出的美国评级机构，有意无意地也在主权评级中高估美式民主和美式政治模式的普世价值，同时低估其他多元化民主模式的治理效率、适用性和可持续性。 专题研究 例如美国评级机构以政府机构分权并相互制衡、立法框架完善、拥有独立决策机构等架构层面的标准给予美国政治制度最高评价，但淡化了美国贫富差距巨大、种族矛盾和社会分裂降低社会效率、两党在财政法案上博弈竞争削弱了政府偿债意愿等弊端。美国评级机构强调他国腐败问题对政府治理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拖累，但忽视了美国高昂的政治成本，竞选制度背后的权力寻租、财团游说也是一种腐败合法化后的钱权交换，并也造成了美国资源配置扭曲。美国评级机构以中国政府或有债务规模大、国际贸易冲突风险上升等为由下调中国主权信用水平或者给与负面展望，但低估了中国政府的化债改革能力和效率、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政府重视信誉的偿债文化、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在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加强合作、谋求共赢的诉求和意愿。 2、参考指标存在争议。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均以世界银行发布的WGI作为政治和制度评估的重要参考或者指标，但该指数的方法论和潜在政治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