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观察报告（2025）

目 录 前言 2 第一部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政策趋势4 （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深化实施新阶段（二）以制度建设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三）政策趋势要求企业实践向主动转变458 第二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观察10 观察一：制造业在系统性生物多样性管理上表现更为突出观察二：生物多样性表现与ESG整体表现高度相关观察三：企业呈现“评估驱动”与“项目驱动”两类路径观察四：TNFD成为领先企业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新标尺观察五：多数企业实践仍处于“合规响应”阶段观察六：不同行业依据其业务特性开展差异化保护行动观察七：新能源业从“选址避让”到“生态增益”的战略演进观察八：金融业以“价值链间接赋能”为核心特征1011121313141516 第三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18 A类案例：避免和减少项目对周边生物多样性影响B类案例：恢复和补偿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C类案例：供应链转型D类案例：公益投资与公共教育等18222729 第四部分：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建议32 附录：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简介34 前 言 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日益成为中国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重塑核心竞争力的新焦点。与过往侧重于环境合规与风险缓解的传统责任范式不同，当前的企业参与更强调将生态价值创造深度融入商业战略与运营流程，实现从“减轻损害”到“主动增益”的范式转变。 这一转变，深植于宏阔的时代背景。2024至2025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从“昆蒙框架”共识走向全面履约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系统化、工程化新阶段的深化之年。时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这一引领中国发展方式深刻变革的指导思想，已凝聚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并具体投射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之中。与此同时，国内外政策、金融与披露标准的快速演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企业的运营环境、市场准入条件及价值评估体系。 在此背景下，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已超越单纯回应监管要求的范畴，成为其应对物理与转型风险、把握绿色增长机遇、构筑长期韧性的战略必需。越来越多的领先企业，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公益项目或底线合规，而是开始探索如何结合自身业务特性，通过系统性评估、技术创新、供应链转型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化为驱动商业创新、提升品牌价值、赢得资本市场信任的新动能。 然而，整体观之，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实践仍面临挑战。多数企业的行动尚处于“合规响应”的初级阶段，与“战略主动”的领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专业能力不足、数据基底薄弱、评估体系断层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如何将国际前沿框架与本土实践有效结合，亦是亟待探索的课题。 企业应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深远战略意义？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可采取哪些差异化路径有效参与？领先企业已提供了哪些值得借鉴的创新实践与系统化经验？ 为回应上述问题，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立足数据调研与案例研究，撰写《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观察报告（2025）》。报告旨在呈现当前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特征与趋势，剖析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炼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与战略建议。 我们期待以此报告为起点，与社会各界持续探讨生物多样性这一关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长远未来的核心议题，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从“责任担当”到“价值创造”的深刻转型，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企业力量。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2025年11月 第一部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政策趋势 2024至2025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从“框架共识”走向“全面履约”的关键两年，也是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边缘责任”转向“核心战略”的历史性拐点。这一转变，深植于中国自身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演进的内在逻辑。时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两山论”）提出20周年，这一引领中国发展范式深刻变革的哲学思想，已从区域性的实践探索升华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并集中体现于“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宏伟国家目标之中。 在此背景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的宏伟目标，与国内持续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同频共振，正通过一系列迅猛发展的国内外政策、标准与金融工具，深刻重塑着企业的运营环境、竞争格局和价值评估体系。 （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深化实施新阶段 2024-2025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进入快速演进与深化实施的新阶段。在“昆蒙框架”的总体指引下，国际社会从规则制定、监管披露到资金机制等多个维度持续推进，形成了更加系统、具约束力的政策环境，对全球企业的经营与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1. 全球框架从共识走向执行 自2022年“昆蒙框架”通过以来，其执行与落地成为近两年的核心议题。2024年于哥伦比亚卡利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首次将“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写入全球框架协议，并聚焦于解决框架落实中的关键瓶颈——资金机制与监测体系。根据会议披露的数据，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高达每年7110亿美元，且现有资金中仍有37%流向损害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这种结构性矛盾推动国际社会形成两大共识：建立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机制，以及构建统一的自然风险评估框架。 在监测体系建设方面，COP16就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PMRR）达成关键共识，为衡量框架进展提供了标准化路径。会议确定了监测框架的23个指标和4个长期目标，确保各国能够以统一方式跟踪进展，并将国家数据有效汇总至全球层面。同时，缔约方明确了将在COP17开展首次全球评估，并确立了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报告的具体机制。这一监测框架的完善，标志着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正从共识构建转向可衡量、可追踪的执行阶段。 2. 国际监管与披露要求趋严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正经历从“框架倡导”到“技术倒逼”的转变，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逐步从自愿走向强制。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于2024年发布的《GRI101：生物多样性》专项标准，标志着信息披露体系的重大突破，其细致程度远超此前标准，要求企业披露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该标准将于2026年正式生效。 另一方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SSB）正积极整合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NFD）框架，表明自然资源已与气候变化一样，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4年12月，全球自愿披露自然相关信息的公司和金融机构总数已达517家，而中国企业占比不足3%，这一差距在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生效后更为凸显，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了实质性贸易壁垒。 3. 资金机制实现系统性转型 2024-2025年，国际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实现了从单一依赖公共资金向构建多层次、创新型融资生态系统的关键转型。这一转型体现在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一方面，专门性多边基金体系趋于完善，全球环境基金（GEF）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BFF）成为落实“昆蒙框架”的核心渠道。COP16续会正式启动的卡利基金开创性地专注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惠益分享，并承诺将至少50%的资源投向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凸显了公平导向。中国设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则通过国家驱动的无偿援助模式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 除了设立新的基金，国际社会也在融资机制和策略上寻求创新与突破。战略上，更新通过的2025-2030年资源动员战略核心在于推动各国改革乃至淘汰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目标是至2030年每年减少5000亿美元），从源头扭转损害性资金流。操作上，多元化金融工具（如以国家公园未来门票收入为抵押发行债券）与数字技术赋能（如“数字自然身份证”提升投资透明度）协同发力，有效动员私营资本。这一系列进展共同标志着，国际生物多样性融资已演进为一个公共与私人资本协同、传统赠款与创新金融工具并重的综合体系。 （二）以制度建设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中国作为“昆蒙框架”的倡导者和坚定履行者，在2024-2025年间持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顶层设计与实施体系，通过战略规划、法律法规、重大工程等多维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向系统化、法治化、工程化方向发展，为企业参与创造了更为明确的政策环境。 1. 政策体系加速完善 2024-2025年，中国密集出台多项关键政策，形成了覆盖战略规划、企业披露与技术标准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入系统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于2024年正式发布实施，作为落实"昆蒙框架"的国家方案，该计划设定了清晰的保护目标与实施路径。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使超过12%的退化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引。 在企业监管层面，2024年正式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要求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生物多样性相关治理策略、风险识别及减缓措施。这一由沪深北交易所同步推出的披露标准，首次为企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建立了统一的报告框架，推动企业将生态保护因素纳入经营决策全过程。 在技术规范领域，生态环境部于2025年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该标准建立了包含生态完整性、物种丰富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为重大工程项目的生态影响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效解决了以往评价标准不一、结果难以比较的技术难题。 这三项关键政策相互衔接、互为支撑，共同构建了从国家战略到企业执行、从宏观目标到技术评估的完整政策链条，标志着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的全面升级，为各领域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2. 监管执法与空间保护强化 中国通过强化监管执法和扩大保护空间，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在监管方面，持续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绿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违法行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重点核查内容。在保护空间体系方面，中国已建立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总数位居亚洲第一，几乎涵盖了我国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 截至2025年8月，国内已有214个自然保护地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形成了全球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最大规模的国家网络。此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一步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全面落实，共同构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基础。 3. 重大工程与系统治理扎实推进 中国创新性地采用工程化手段推进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标志着治理模式从战略构想到系统落地的重要跃升。2025年初，生态环境部会同财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提出七大工程、24个项目，旨在以工程化手段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 这七大工程包括“就地保护与生境修复”、“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保护”、“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可持续利用”、“评估体系”、“协同工程”和“主流化工程”，系统构建了从监测评估、风险预警到恢复治理的全链条行动路径。该《实施方案》突出系统性、可操作性、引领性、融合性和国际化五大特征，首次将“协同增效”、“跨境保护”等理念纳入工程目标，体现了从生态价值向治理效能的延伸。 （三）政策趋势要求企业实践向主动转变 国际国内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快速发展与融合，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风险管理与发展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驱动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管理，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核心业务考量，以期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与市场选择中获取竞争优势。 1. 信息披露要求趋严，倒逼企业完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体系 随着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标准的逐步统一与强制化，中国企业面临日益增强的披露压力，亟需构建内部生物多样性管理能力。2024年沪深北交易所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特定上市公司披露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从自愿走向规范。与此同时，GRI于2024年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