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对商业银行与绿色金融的研究内容较为宽泛,主要围绕银行作用、政策影响、财务绩效关联等方面展开,具体如下:
Marcel Jeucken(2001)认为,银行和金融部门在公共政策、经济表现及工商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推进社会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是连接资金与绿色项目的核心纽带[1]。
Scholtens和Dam(2007)研究发现,采用赤道原则(国际项目融资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标准)的银行,在社会声誉和环境政策上与未采纳银行有明显差异,可持续发展前景更优[1]。Finger等(2023)进一步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赤道原则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存在地域异质性:发达国家中绩效较差的银行采用赤道原则后,资金流动性和利息收入会增加;而发展中国家绩效较好的银行采用后,反而会降低资金流动性和利息收入[1]。
Meng Wen和Chung Hua(2023)基于22个国家162家银行的样本研究发现,银行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资产报酬率、利息收入)正相关,既能提升企业声誉,也能提高财务绩效(Stefano Dell'Atti等,2022也支持这一观点)[1]。不过,Wanting(2022)指出,绿色信贷在短期内可能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且大型银行受影响程度小于中小银行,存在异质性[2]。
Robert(2014)认为,环境合规是银行经营的必要举措,但不一定会增加成本;相反,在社会声誉和竞争力提升的驱动下,其带来的收益甚至可能超过成本增加[1]。
Scholtens(2016)提出,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提升,绿色金融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会相应提高,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2]。在碳定价方面,Sherafati(2022)指出,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存在市场失灵问题,需政府政策和金融监管介入以完善定价机制[2]。
Biswas(2016)指出,工业和企业在严格环境政策下较为脆弱,而银行作为其主要利益相关者,可能面临信用风险和债务风险,长期来看企业环境风险或影响银行资产质量和收益率[1]。Ivan等(2022)则认为,绿色金融实践虽与企业未来市场价值和盈利能力相关,但采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可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间接增加银行经营风险[3]。
国际层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4年建立“设计可持续金融体系”项目工作组)和世界银行(2014年发布《环境和社会框架》报告)等机构积极推动可持续金融框架搭建[6]。各国也逐步将绿色金融纳入政策体系,如巴西央行2014年要求商业银行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纳入整体战略,欧盟要求大上市公司披露环境社会政策,美国、挪威、孟加拉等国通过信贷指南、主权基金等引导资金投向绿色领域[6]。
整体来看,国外研究既关注银行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与风险,也重视政策、市场机制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为商业银行实践提供了多维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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