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低生育的久困之局与意外回暖

宏观专题 宏观经济深度研究 韩国低生育的久困之局与意外回暖 2026年7月22日 程实，博士(852) 2206 8049shi.cheng@icbc.com.cn 韩国总和生育率于2023年触及0.72的历史与全球双重低点，随后连续两年回升至2025年的0.8，出生人口也随之增长至25.5万，中断了2015年起连续八年的下行趋势。2026年前四个月，韩国出生和生育数据继续回暖，是否说明韩国人口的久困之局终于得破？从出生人口的构成看，其变化主要来自育龄人口规模、结婚率与生育意愿三个维度。首先，20世纪末出生的“回声潮世代”步入生育高峰，为育龄人口结构注入正向动量，预计仍可维持三年。其次，结婚登记在疫情低谷后连续三年回补，初婚年龄涨势趋缓，年轻一代的婚姻偏好出现积极的边际变化。最后，调查数据显示生育意愿也有所转暖，然而理想子女数与实际情况之间的鸿沟仍被高企的生育成本所固化。过去二十年间，韩国政府持续自上而下推行应对低生育和老龄化的政策，从2018年起按孩发放现金补贴、2022年起改革父母育儿休假制度，降直接成本、减机会成本双管齐下。虽然政策力度较之前增强，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近两年的数据回升，但长期压抑生育意愿的住房与教育两大结构性负担未见明显松动。因此，本轮反弹是出生高峰的动量效应、结婚登记的回补效应与政策加码三力共振的结果，前两项仍有望在短期约三年内推动出生人口继续小幅增长，但这种变化能否延续为长期趋势的根本转折，仍然取决于政策托举下生育意愿是否系统性回升。 尹学钰，博士(852) 2683 3864sherry.yin@icbci.com 相关研究： 7/15/2026：《中国经济K型分化的分与合》 7/14/2026：《投资挖潜的三条线索——变局世界与潜能中国系列研究之四》 7/6/2026：《AI时代会如何到来？》 6/30/2026：《中国与东盟的价值链协同攀升——“经纬之间纵横其链”中国价值链系列研究之七》 6/23/2026：《厄尔尼诺的尺度之辨》 韩国的低生育积弊已久，政策层面虽早有应对，但直至近两年才有所回暖。韩国总和生育率（TFR）1于1983年跌破2.1的世代更替水平，2015年之后连年走低，并于2023年探至0.72的历史低点，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人口拐点亦随之而至，2020年总人口开始萎缩，2025年每千人净减少约2.1人。然而早在2005年，韩国政府就设立了直属于总统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并在此后16年内花费了超过280万亿韩元用于支持生育，包括现金补贴、育儿假期、托育服务扩容和住房支持等，工具不可谓不全2。人口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育率的短期变化影响有限，长期趋势却会经由劳动力供给、储蓄、财政等渠道，重塑经济的增长中枢与债务底盘。人口结构的惯性一旦形成，扭转可能需要巨额投入，且成效往往滞后多年、微弱难察。 6/18/2026：《美联储“沃什时代”启幕——2026年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点评》 6/15/2026：《顺势而为，择机而动——2026年下半年全球大类资产展望》 6/11/2026：《转型蓄力，向新而行——202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展望》 6/10/2026：《新旧交替，逐鹿科技——2026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展望》 5/22/2026：《从信息茧房到认知茧房》 近两年，韩国的人口状况出现了一些边际变化，生育和出生数据连续回升。2025年，韩国TFR回升至0.8，虽然仍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出生人口回升至约25.5万，也仍小于死亡人口数，但似乎还是能够体现一些积极信号。进入2026年，这种回暖甚至有所加快，前四个月平均TFR约0.95，较去年同期增加了0.12，累计出生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3万。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来看，出生人口等于各年龄段育龄人口与生育率的乘积之和。由于东亚经济体新生儿以婚生子女为主3，为分析韩国人口变化的具体原因，下面将出生人口数分解为三个部分，即育龄人口规模、结婚率、生育意愿，逐一观察是否有边际改善。 5/18/2026：《中国消费的全球坐标——变局世界与潜能中国系列研究之三》 5/14/2026：《收益率曲线的标尺意义》 5/8/2026：《从增加值视角识别转口贸易——“经纬之间纵横其链”中国价值链系列研究之六》 5/7/2026：《投资策略的时变与势变》 4/30/2026：《美联储主席更替下的政策连续性考验——2026年4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点评》 4/28/2026：《五张图透视外贸的结构分化——基于TRACE框架的行业画像——“经纬之间纵横其链”中国价值链系列研究之五》 4/28/2026：《地缘变局下的全球经济》 4/21/2026：《提振服务消费的民生效应与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局及工银国际整理 首先，“回声潮世代”步入生育高峰，育龄人口规模获得结构性支撑。育龄人口规模是决定出生人口的最重要短期变量，因为人口结构和生育意愿一般不会在几年之内发生重大改变。从2006年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颁布第一个五年规划，直至202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韩国25—49岁人口占比从43%一路下滑至35.2%。该年龄段总量虽仍在收缩，其内部结构的微弱变化却为当下出生回暖注入动量。 从历史数据看，出生人口的波峰之间存在清晰的代际映射（图1）。当下育龄人口以二三十年前的出生人口为主，后者又反过来锚定当下的出生规模。例如，1977—1982年的生育小高峰，一定程度上使出生下滑趋势在2006—2012年间短暂中断。1991—1995年，由于韩国逐渐终止了6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短暂回升，此间出生的一代被称为“回声潮世代”。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数据，30—34岁是女性生育的高峰年龄（图2），那么2021—2029年即为回声潮世代的生育高峰期。由此推测，“回声潮世代”为出生人口带来的正向动量效应有望再维持3年左右。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局及工银国际整理 证券研究 其次，结婚登记在疫情冲击之后出现回补效应。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韩国的平均间隔约2.5年4，结婚登记数量是新生儿数量的关键领先指标。韩国结婚登记状况在新冠疫情期间继续趋弱，并于2022年触及冰点，登记约19.2万对，每千人约3.7个已婚，随后连续三年回升至2025年的24万对和每千人4.7个已婚。2026年前4个月，累计结婚登记数较去年同期增加6312对，延续回升态势。不仅如此，平均首次结婚年龄在疫情期间快速上升，但其趋势也从2023年开始明显减弱，2025年约为33.9岁。 虽然结婚状况回暖也受到“回声潮世代”进入结婚年龄的统计影响，但是调查数据表明，似乎韩国年轻人的婚姻偏好正在悄然变化。《朝鲜日报》和首尔大学联合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30.3%的 受 访 者 认 同 婚 姻 的 必 要 性 ， 较2015年（14.9%）上升了15.4个百分点，比2006年（25.7%）高出4.6个百分点，且18—29岁组的认同度（28.3%）高于30—39岁组（17.4%）5。但是，30岁以下年轻人尚未进入生育高峰年龄，结婚意愿改善能否传导至未来的出生人口，仍需跨越生育意愿的鸿沟。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局及工银国际整理 最后，生育意愿也似乎有所好转，但育儿压力仍然沉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将生育视作家庭在收入约束下的微观决策，生育数量取决于孩子带来的效用和成本。据韩国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2026年调查，71.6%受访者认为需要有孩子，这一比例较两年前增长了10.5个百分点，62.6%未婚受访者认为需要有孩子（增长12.6个百分点），40.7%未婚受访者计划要孩子（增长11.2个百分点）6。韩国统计局2024年社会调查显示，受访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9个，虽然低于世代更迭水平2.1，但是大幅高于TFR的实际数字。这表明相当一部分人群对有孩子的看法仍然是积极的，那么为何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主要原因是高昂的生育成本。据韩国2021年家庭和生育调查数据，“家庭经济状况”是选择育儿之前的首要考虑因素，其次是“与伴侣分担育儿责任”和“托育服务可得性”。 资料来源：韩国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及工银国际整理 生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部分，“数量—质量权衡”机制也会影响生育数量。直接成本是生育孩子带来的货币支出，包括从计划育儿之前的住房准备，到分娩、托育、教育支出等。据韩国教育部2024年调查数据，月均育儿成本为111.6万韩元，较2021年增加了14万韩元。机会成本包括父母为生育子女放弃的劳动收入、闲暇时间、潜在机会等，相对难以衡量，但政策可以从更多角度予以缓解。收入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这是全球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都步入生育率下降阶段的重要原因。数量—质量权衡是指家庭生育数量受制于对子女质量的要求，换言之相比于多生，更倾向于优育。为使生育率最终向2.1回升，经济中需要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选择生育两个及以上的孩子，因此纾解家庭的质量偏好仍是政策破局的关键。 对此，韩国自上而下推行了诸多刺激生育的政策。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旨在解决工作与家庭平衡、教育体系改革与降低教育成本、住房与婚姻支持、生育及育儿援助等关键领域的问题，前两项以减轻机会成本为主，后两项则以降低直接成本为主。 首先，为降低直接成本，一是直接给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二是通过税收优惠间接降低家庭育儿的经济负担，三是住房保障政策向有孩家庭倾斜。例如在现金 证券研究 补贴方面，对有8岁以下儿童家庭每月每孩发放10万韩元的“儿童津贴”，并于2026年将年龄限制上调至9岁，计划逐年递增至2030年扩容至13岁以下7；对0至1岁、1至2岁儿童每月分别发放100万韩元、50万韩元的“父母津贴”；对新生儿提供头胎200万韩元、二胎及以上每胎300万韩元的一次性给付“首次相见券”，用于购买日常用品8。 其次，为降低机会成本，育儿假福利不仅在表1所示的各个方面逐渐得到加强（如2025年从12个月延长至18个月9），还设置了按父母双方合计休假月数递增的津贴额度（2022年起实行“3+3”，后于2024年延长至“6+6”10），鼓励男性更多休假参与照料幼儿。据OECD统计，韩国政府在家庭福利方面的支出以包括托育、带薪育儿假、弹性工作制等服务为主，超过现金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力度之和。在此背景下，2020年韩国家庭的托育净支出（扣除政府补贴等）占收入之比已经低至约5%，低于OECD平均水平约15%。 资料来源：OECD及工银国际整理（注：数据为2019年或最新可得时间） 尽管如此，长期压抑韩国生育意愿的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暂未出现明显下降。据韩国政府2024年社会调查，60.99%的家长仍然认为教育支出的负担沉重，较2022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33.4%的受访者认为住房支持是最有效的刺激生育措施，其次是为年轻人提供岗位和雇佣福利（20.8%）。首尔都市圈（包括首尔、仁川、京畿道）人口已经超过韩国总人口的一半，高密度城市生活进一步加大了政策倾斜资源的难度。 2026年9月，韩国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将更名为人口战略委员会，并获得包括事先咨询预算在内的多项新权力，从而在各个方面更综合地协调解决人口问题，并计划在年内推出第一个国家人口战略基本规划11。因此，低生育和老龄化对韩国经济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挑战，上世纪末出生人口高峰的统计影响、疫情期间结婚登记暂缓的回补效应、2022以来不断加码的补贴力度可能共同推动了此次出生人口的反弹，但这种转折在短期因素消退之后能否持续，仍然取决于长期生育意愿是否在政策鼓励下系统性回升。 参考文献 Becker, G. S., & Lewis, H. G.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2, Part 2), S279-S288.Butz, W.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