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化劳动中的有限自主：新就业形态下自由职业者的职业实践

□ 姜珮瑶方长春章欣茹 摘要：自由职业者正在成为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群体。本文从职业实践的视角出发，分析自由职业者在原子化劳动中如何应对平台与客户形成的复合型控制机制，并争取有限的劳动自主性。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平台在控制方式与介入程度上的差异，使自由职业者的自主空间各不相同。在平台控制持续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关系网络成为自由职业者职业活动得以持续的重要支撑。他们通过弱关系实现资源转化，并借助强关系获得情感支持，从而增强职业韧性。此外，自由职业者在与客户互动中通过调整服务边界、合作方式等，不断博弈以争取议价空间与工作主导权。总体而言，自由职业者的自主性是在多重约束中通过持续调适保持动态平衡的结果。 关键词：自由职业者；劳动自主性；原子化劳动；新就业形态；职业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具有灵活性、去雇主化特征的新就业形态，日益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就业形态下，凭借专业技能独立执业且无固定雇佣关系的自由职业者不断增多。他们通常包括活跃于文艺创作、计算机编程、咨询、培训等知识密集型、创意产业领域的劳动者［1］［2］。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内容生产和个人品牌运营为职业的博主群体，也逐渐被纳入自由职业者的范畴［3］［4］。在传统就业岗位相对收缩、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新就业形态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选择、发展路径及其社会意义日益受 到关注。 在早期研究中，自由职业通常被理解为有别于传统雇佣劳动的一种职业，其吸引力在于可以规避层级化管理和固定时空约束，为个体提供更大的自主安排空间［5］［6］。自由职业的兴起也与个体化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自我实现及生活方式灵活化的价值追求相契合［7］［8］。近年来，随着数字平台向劳动力市场的延伸，相关研究逐渐将视线转向以平台为中介的自由职业劳动，并重点关注算法管理与平台绩效评价对劳动过程的影响［9］［10］。这些研究表明，依托平台从事自由职业者在同样面临计件化评价带来的压力的同时，还面临基于算法控制的流量导向分配和不透明规则等 涉及具体工作的执行过程。平台通过任务分发［16］、声誉评价［17］、计件工资制［18］与动态定价［19］等机制，一方面掌握劳动机会的配置权，另一方面对劳动过程进行高度标准化与精细化管理［20］。这些研究表明，在灵活自由的表象之下，这些劳动者不仅依赖平台获取工作机会，其劳动节奏、收入水平也受到平台规则的影响。此外，去组织化的管理模式使平台企业得以将社会保障责任与市场风险转移至个体身上，进而压缩劳动者的自主空间［21］［22］。 带来的新压力。 然而，若将自由职业者的处境仅理解为源于算法控制的强化，可能难以充分把握其职业实践的整体面向。自由职业者的职业活动以项目制、临时合作和受客户关系约束为特征，其劳动过程并非仅由平台规则单方面塑造，还深受与客户互动关系等的影响。换言之，自由职业者面临的挑战并不限于平台规则本身。相较于传统雇佣劳动，他们更直接地暴露于市场波动、客户关系不稳定以及职业风险之中。在缺乏正式组织支持的情况下，自由职业者需要独立完成任务获取、价格协商、服务交付与关系维护等一系列职业活动。他们的劳动过程呈现明显的原子化特征：风险由个体承担，职业实践缺乏稳定的组织支持。这些是其职业活动得以展开的基本结构条件。基于此，本文从职业实践的视角出发，关注新就业形态中自由职业者如何在平台机制与客户关系的双重约束下，通过持续的职业实践在原子化劳动中争取有限的自主性。 相较于较低技能的劳动者，具备一定技能优势的自由职业者通常被认为具有更强的专业能力与市场议价能力。然而，随着数字平台对高技能劳动领域的介入，相关研究指出，自由职业者同样受到技术性手段的支配，以及计件制与“流量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的约束。例如，自由撰稿人或网络作家［23］［24］、程序开发者［25］等的收入往往直接取决于订阅量、响应速度与任务完成率等量化指标；与此同时，平台利用算法排序与流量分配机制不断强化这些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平台虽不直接作出专业判断，但通过不透明的推荐逻辑与自动化筛选机制等对劳动成果进行评价，自由职业者因此被迫不断调整劳动节奏与产出方式以维持市场可见度。 一、新就业形态下的原子化劳动：自主性限制与职业实践的结构条件 1.新就业形态的扩展与原子化劳动的形成 21世纪以来，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劳动机会的方式，也重塑了劳动组织结构与职业运行环境［11］［12］。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削减人力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项目制与短期合同等用工形式，将劳动任务拆解并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分发［13］，进一步加速了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包括低技能体力劳动者和高技能知识、创意劳动从业人员，其劳动过程呈现弱组织依附、弱职业保障与高度分散的特征［14］［15］，即原子化特征日益突出。 此外，如前所述，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过程并非仅受平台机制的单一影响，还受到其与客户之间以项目制为基础的合作关系的约束。自由职业者在具体工作中与客户的合作往往缺乏制度保障，这种项目制关系通常具有明显的结果导向，并伴随权责分配上的不对等。既有研究指出，客户在定价、服务内容与工作安排上的干预，使自由职业者需满足类似雇佣关系的管理要求，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权利保障，从而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与经济风险［26］［27］。因此即便具备一定技能优势，自由职业者在算法机制与客户关系的叠加约束下，劳动自主性仍然受限。 所谓原子化并非仅指劳动者脱离传统组织结构，更意味着劳动者以高度个体化的方式进入市场，独立承担任务获取、风险管理与收入不稳定等多重压力。在缺乏组织性支持与稳定协作机制的情境下，劳动者之间的横向联系被弱化，职业活动更多地依赖于个体持续投入与高强度竞争。 2.原子化劳动中职业实践的社会基础 在去组织化的新就业形态中，劳动机会往往通过竞标、排序与即时反馈机制进行配置。这种机会分配方式强化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加剧了个体化趋势。由此形成的原子化状态不仅弱化了劳动者之间的横向联结，也改变了其职业活动得以展开所依赖的条件。 有关新就业形态下原子化劳动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劳动自主性及其限制。大量研究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从事较低技能门槛工作的劳动群体为对象，揭示数字平台如何通过技术化手段强化对劳动者的控制。相关控制不仅涉及工作机会的获取，还 这一逻辑并非新就业形态所独有，在传统工业劳动体系中也有所体现。对经典劳动过程的研究表明，不同形式的劳动控制往往通过削弱劳动者之间的稳定 联结来实现其有效运作。例如，布雷夫曼指出，科学管理与工作分解通过削弱技能基础、压缩协作空间等强化了劳动控制［28］；布洛维通过“赶工游戏”揭示绩效制度引入的竞争逻辑如何瓦解集体行动的基础［29］；弗雷德曼［30］与埃德沃兹［31］则从不同角度指出，“责任性自主”、技术控制、科层制控制等管理形式，均通过削弱劳动者之间的稳定联结来维系对劳动过程的持续支配。这些研究表明，使劳动者处于分散、可替代且缺乏社会联结的状态，本身就是劳动控制得以持续的前提。 基于此，本文聚焦新就业形态下自由职业者的职业实践过程，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分析：在原子化的劳动情境中，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自主性面临哪些限制？这些限制在劳动过程的关键环节中如何体现？自由职业者如何在与平台以及客户的互动中争取和维护其劳动自主性？ 3.研究方法 为探究自由职业者具体的劳动过程和主观体验，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获取分析材料，通过网络招募以及前期筛选，最终选择19位自由职业者作为深度访谈对象。他们均不具有固定雇佣关系或长期劳动合同，且职业类型符合前述关于自由职业的界定标准。为了尽可能覆盖不同领域的自由职业者，访谈对象涵盖艺术创作、咨询、培训、程序开发等多个职业。样本在性别、年龄结构与职业类型上具有一定多样性。具体而言，从性别构成来看，女性受访者为15人，男性受访者为4人；从年龄分布来看，以“95后”为主体（近3/4），同时涵盖“90后”与“85后”，并包含少量“70后”个案。在职业类型上，受访者主要来自内容生产与知识服务领域；基于主要劳动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知识与技能服务提供者，如心理咨询师、语言类私教及留学文书辅导等；二是创意与技术类工作者，包括画师、摄影师、编剧、程序开发者、广告策划及配音员等；三是近年来兴起的穿搭博主、美妆测评博主等。此外，约2/5的受访者具有多重自由职业身份，如“摄影师+探店博主”“画师+绘画教学”等。从从业时长来看，最短为3个月，最长达13年，大多数集中在1～5年，能够反映不同职业阶段自由职业者的经验差异。访谈全部通过线上语音或视频方式进行，并在访谈前征得受访者知情同意。本文使用化名处理访谈资料，以确保信息匿名性与伦理合规。 在新就业形态下，数字平台的介入加剧了劳动过程的原子化，劳动活动不再依托稳定的工作场所或组织体系，而是在更为分散的空间中展开。在制度协调与组织支持相对弱化的情境下，自由职业者的职业活动及其持续过程越来越依赖于其在具体实践中借助可行动条件进行的自我塑造。由此，自由职业者的职业实践并非简单表现为对“控制”的反抗，而是在原子化的劳动条件下通过替代性机制维系其运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新就业形态下的职业实践，有必要超越将劳动过程视为单一市场交换或规则执行的视角，而将社会关系视为职业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既有研究表明，弱关系通过跨越社会圈层为个体提供异质信息与机会［32］［33］，而强关系中的信任和稳定性有助于资源与机会的有效转化［34］。同时，个体在社会关系中可通过资源互换与合作获取职业发展机会，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信任［35］［36］与获得情感支持［37］［38］。嵌入性视角则进一步揭示，经济与职业行为始终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39］［40］，职业活动因此并非完全依赖价格信号或形式规则，而是在关系互动中不断被调整与重塑［41］［42］。 事实表明，尽管个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但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者并非完全以孤立个体的方式展开劳动实践。无论是低技能劳动者通过线上互动分享工作经验、协调集体行动［43］［44］，还是自由职业者自发形成以同行为核心的支持性社群［45］［46］，均体现了这种非孤立性。劳动者之间的社会联结在应对原子化与不确定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关于中国自由职业者劳动自主性的研究，仍大多沿用以算法规训为核心的平台劳动分析框架，将自主性受限主要归因于平台技术控制［47］［48］，较少针对客户关系和社会关系共同形塑劳动过程的讨论。换言之，自由职业者在多重约束下如何通过具体实践维系劳动自主性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二、平台机制中的差异性实践：原子化压力下的行动调适 数字平台逐渐成为自由职业者接入市场的重要接口，其职业实践不可避免地面临算法与平台规则的影响。不同于将平台视为单一控制主体的既有研究，本研究发现，不同平台类型在控制机制、干预强度与劳动者反应空间上存在差异性，并且自由职业者并非对平台采取单一的服从或对抗策略，而是根据平台类型、自身资源条件与职业阶段发展出差异化的行动 到六七个平台，每个平台有不同规则，有的是没粉丝基础就没人看，有的侧重热闹的氛围，有的是优质图文才能流量高，还有以视频为主的，那种门槛高且耗时。”在这一过程中，重视内容更新频率、与粉丝的互动表现和数据反馈被内化为劳动者的自我要求，劳动节奏根据平台指标不断调整。饼饼指出：“得经常更新，这样他们才能在首页刷到我。”柚子则表示需要与粉丝维持互动黏性：“我有粉丝群，每天固定时间跟粉丝互动。有些同行还会在剧情里加入彩蛋，特别宠粉。”与此同时，平台不透明的审核与处罚规则进一步强化了控制压力，使劳动者只能通过反复试错来调整自身行为。小徐回忆道：“我踩了很多雷点，账号甚至还被封过七天，比如什么会限流，什么会被判定违规。”托尼亦说道：“之前每次想发教学内容，都会惨遭后台警告。”此外，尽管部分劳动者尝试通过内容转型摆脱流量依赖，但转型往往伴随曝光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