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附近：青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内在逻辑与成效机制

□ 时浩宇 摘要：社区志愿服务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如何促进青年参与对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附近再生产的分析框架，对华中W市4个社区中青年志愿者的服务参与过程展开了深入剖析。研究发现，空间邻近、关系嵌入与价值内化构成了青年参与的内在逻辑，且这一过程体现为附近结构与个体因素的相互作用结果。在此基础上，青年通过景观重塑、联结构建与共识凝聚的三重机制实现了附近再造的志愿服务成效。通过揭示青年实践对于附近结构性转化的能动意义及拓展效应，有利于进一步丰富附近概念的解释维度。 关键词：附近；青年志愿者；社区志愿服务；基层治理 动力［4］。面对后者所呈现的悖论现象，学界有关附近（the nearby）的讨论具有一定解释力度。即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逐步瓦解，人们对于附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的敏感性逐渐消失［5］，青年的低参与意愿也可视作这一社会趋势带来的消极后果之一。青年的“悬浮”状态不仅不利于社区治理进程的推动，也难以使自身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建构生活意义的现实“锚点”，从而对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6］。青年何以重返附近，进而在社区参与中实现个体成长与社区发展的有机统一，成为当下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志愿服务（volunteer service）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则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进行了系统部署。在我国，青年志愿服务是发起最早、发展最快的志愿服务类型［1］。自20世纪90年代起，青年志愿者便广泛参与各地社区支援、发展、建设等志愿活动，对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近年来，随着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社区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中的意义愈加突出，进而对青年群体的志愿参与提出了更高要求。 通过对现有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研究的系统梳理，可将相关研究主要划分为两类。一是主体性视角。此类研究主要从青年志愿者的自身特质出发，探讨影响其参与的个体因素及作用形式、结果。首先，人格特质维度，有研究指出亲和性、外倾性等人格特质与青年的志愿参与意愿呈正相关，而情绪波动这一人格特质则与之呈负相关［7］。其次，主观倾向维度，例如志愿动机、价值观念及个人态度等因素对青年的志愿参与具有显著影响［8］［9］。最后，资源条件维度，即 然而在当下的社区志愿实践中，青年参与不足、参与形式单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这是因为受到特定社区居民结构的限制，如部分社区因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青年人口匮乏［3］。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社区虽青年人口众多，但青年缺乏社区参与的意愿与 成，并在意义层面构筑起人际的相互联结［18］。在当代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附近消失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其形成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伴随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加剧，个体空间位置变动不居，稳定的在地生活基础被削弱，基于地缘形成的传统社会关系日益难以为继［19］。其次，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导致社会交往日趋工具化与功利化，人际基于情感的现实互动显著减少［20］。最后，数字技术发展引发了社会生活方式的“脱域”［21］，个体更多依赖抽象系统进行交往与资源获取，对于具体生活情境的感知则被进一步削弱。在此背景下，个体对现实生活的认同感与参与意愿逐渐瓦解，呈现出“悬浮”的生活状态［22］，从而更易陷入意义匮乏困境。作为附近概念的提出者，项飙认为附近不仅指向个体生活的具体空间，更体现为一种重构生活实践的视角与方法。作为应对“超现代”系统所带来社会挑战的可能方案，附近旨在重新激发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深度关切，使其基于对现实的切身体验重新获得掌控自身生活实践的主体性基础，以此化解社会过度理性化、虚拟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23］。近年来，附近概念获得了学界的日益关注，社区治理、乡村振兴、青年研究等领域都围绕这一概念及相关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24］［25］［26］。在此背景下，附近的概念意涵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地理学范畴，而是逐渐发展成为涵盖空间实践、社会关系与治理结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27］。现有研究多以社会个体化、原子化所带来的附近消失困境为起点，揭示相关主体如何通过一系列治理策略和方法，构建具有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的附近空间，以此重建在地社会联结，激活基层共同体的活力与凝聚力［28］。 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的青年在志愿参与形式、过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10］，此外工作时间也会对青年的志愿参与频率、程度产生影响［11］。 二是结构性视角。青年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其志愿行为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因素的形塑，此类研究主要围绕多重外部环境对青年志愿参与的影响展开。在社区层面，基础设施、制度规范、居民素质及治安状况等构成志愿服务开展的现实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年参与的可及性与便利性［12］。在组织环境方面，学校、社团、工作单位等组织在志愿服务宣传号召、动员激励和资源整合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会对青年的参与状况产生直接影响［13］。家庭环境则主要通过日常氛围熏陶与家庭成员示范等形式，对青年志愿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14］。城市环境层面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氛围将通过影响青年的生活满意度，从而间接作用于其志愿参与［15］。在更为宏观的文化环境层面，社会主流文化会影响青年对志愿服务的认知与态度［16］，因此其变迁也会推动青年志愿服务价值观的调整与重塑［17］，从而造就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状况的差异。 上述研究对影响青年志愿参与的多重因素进行了梳理，并澄清了这一行为由个体及结构因素共同塑造，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进路，但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现有研究虽对影响青年志愿参与的“主体－结构”因素展开了分析，但分析取向仍较为分散，尚未形成具有整全意义的解释框架。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大部分为量化范式的截面分析，历时性研究相对缺乏，未能有效呈现青年志愿参与的过程性图景，导致研究结论趋于片面和静态。最后在研究主体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意义上的青年志愿参与，或某一类青年（如大学生群体）的志愿参与，围绕社区青年志愿者这一特定主体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将以青年群体所处附近的消失作为思考的逻辑起点，探讨青年何以通过社区志愿服务这一途径重返附近，进而基于志愿实践实现对附近的重构。 需要指出的是，附近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29］。社区概念的来源可追溯至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经典区分。其中，共同体以地缘与情感联结为基础，体现为紧密的人际关系与共享的价值规范，而社会则以契约关系与工具理性为特征［30］。现代社区概念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通常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且具有制度化治理结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31］。相较于社区的结构性与制度性界定，附近更强调个体通过自身生活情境获取的切身体验与感受，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联结与意义世界，因而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与实践性特征［32］。然而二者的具体内涵也存在一定关联，即均以具体空 二、作为空间的附近：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附近：超现代危机的当代回应 附近是个体日常生活的栖居之地，也是社会互动发生的情感场域，其由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交织而 间为依托，以人际互动为纽带，并在持续交往中生成情感认同与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借助空间生产理论，将附近概念在本文语境下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维度。 结合研究议题构建了附近再生产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中，附近包含物理、社会与精神三重结构维度，分别对应作为物理空间的社区、作为关系网络的邻里以及作为意义载体的共同体。在物理维度上，附近体现为青年所处的社区物质环境，具体包括空间距离、基础设施与行动场所等客观物质条件，是其日常生活与行动开展的现实基础；在社会维度上，附近表现为基于多元主体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行为规则与互动机制，是社会关系交织并运作的场所；在精神维度上，附近则呈现为具有意义承载功能的共同体，体现着社区主体基于持续在地实践生成的集体记忆、情感认同与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附近理解为一种具有结构属性的空间型社会条件，并将其与青年的关系置于“结构－行动”视角下加以理解：一方面，附近作为既有空间结构，会对青年的志愿服务行动产生引导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青年通过具体的志愿服务实践不断介入并重塑既有空间秩序，从而推动附近的再生产。附近与青年个体行动之间也由此呈现出动态互构关系。 2.空间生产：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在古典社会学时期，空间概念便已引发了社会学家的关注与讨论。马克思将空间视作蕴含生产关系的物理载体与客观环境［33］。涂尔干进一步指出空间在不同社会中被赋予了差异化的意义，即空间具有社会性［34］。齐美尔则从心灵和互动的角度指出纯粹的物理空间只是空洞且“本身毫无作用的形式”，只有在社会互动中达到“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才被赋予社会意义［35］。然而，空间理论早在古典时期便已萌芽，但彼时社会学家们普遍持有的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立场使空间更多被视作社会构成所仰赖的自然环境与客观条件［36］。随着全球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对古典社会理论的反思，自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理论开启了空间转向［37］，后续学者围绕空间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即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作为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在吸收现象学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空间生产理论。不同于经典社会学家多将空间视作机械的外在媒介，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并非承载社会关系的静止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体现社会关系的同时持续作用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将空间划分为物理、精神和社会三个平行维度，其特质分别与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相对应。空间实践具备感知属性，是物质性的空间经验体系，体现了空间内部的位置关系以及实践活动的发生方式，承载着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职能；空间表象具备构想属性，与生产关系及其建构的知识、符号、权力等要素紧密相连，是根据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空间秩序，决定着空间的认识论；表征性空间具备亲历属性，包含复杂且具有批判意义的象征体系，人们能够在其中获得对于空间的切身体验，并感悟对空间表象加以批判的空间真理［38］。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将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资料收集。在受访者选取方面，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法，选择拥有1年以上社区志愿服务经历，具备持续参与意愿且尽量涵盖不同年龄段、职业与身份的青年志愿者作为受访者，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受访者的志愿服务参与缘起、过程、收获以及心得体会展开。 在研究资料收集过程方面，2022年6月，研究者以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的身份先后进入华中地区W市翠峰街道（遵照学术惯例，文中地名、人名均已作匿名处理）的星光、朝霞两个社区，分别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实习，其间对社区志愿服务开展状况以及青年志愿者的服务行动进行了深入参与式观察，并对两个社区共7名青年志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基于提升资料完整性以及对所收集资料进行交叉验证的考虑，研究者还对3名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2022年9—12月，研究者在实习机构协助下对秀湖街道清风、明月两个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展开参与式观察，并对其中6名青年志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上述社区均为2014年前后成立的还建社区（“村改居”社区），在发展历程、人口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同质性。截至 3.附近再生产：一个分析框架 空间生产理论在将空间内涵进行不同维度宏观划分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空间运行及其再生产的内在机理。基于对附近概念与空间生产理论的整合，本文 访谈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