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密资产监管的结构性转向：从“全面围堵”到“分类治理”

中国加密资产监管的结构性转向：从“全面围堵”到“分类治理”

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以下简称2·6新规），标志着中国加密资产监管从“全面围堵”转向“分类治理”的结构性转向。这一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监管对象扩展（首次将“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活动纳入监管）、监管原则细化（确立“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跨境监管原则）、监管路径堵疏结合（境内严禁虚拟货币及RWA活动，同时为特定条件下境内资产境外RWA发行开辟合规路径）。

这一政策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认知定性期（2013年-2017年，将比特币定性为“特定虚拟商品”）、收紧围堵期（2017年-2026年，全面叫停ICO，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炒作）、精准深化期（2026年2·6新规后，对RWA和稳定币进行单独规制，建立穿透式监管框架）。

2·6新规下RWA监管的“破”与“立”体现在：一方面，境内严禁RWA活动，切断服务链路，严管机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证监会《指引》，为境内资产境外RWA发行建立备案制管理框架，明确备案制、负面清单和全链条监管要求。香港凭借“一国两制”优势，成为连接内地资产与全球资本的关键节点。

此次结构性转向的动因包括：全球金融变局下的监管制度博弈（美国、欧盟等地加速完善监管框架）、加密市场“雪崩”的现实警示（2026年2月5日至6日，比特币价格暴跌超过40%）、内部安全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考量（防止虚拟货币炒作扰乱经济金融秩序，禁令是捍卫法定货币地位、维护外汇管理有效性的防御性举措）。

以绝对金融安全为基石，我国加密资产监管从“全面围堵”到“分类规范”的结构性转向，标志着在数字金融治理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未来，2·6新规开启的“境内严防、境外严管、香港连接”新路径，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考验监管的智慧、韧性与协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