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回流难断对华依赖

跨国企业回流难断对华依赖 【译者按】2026年2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跨国企业回流难断对华依赖》。报告指出，当前中国通过对跨国企业内部价值链的深度嵌入形成关键“扼制点”，美国现有产业政策与关税措施虽推动了部分产能转移，却未能实质性降低对华上游环节的系统性依赖。报告建议美国政策制定者应从攻防双向发力：防御性路径重在匹配中国在上游环节的既有地位；进攻性路径则推动企业与中国脱钩并将资产转移至美国。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重新定义“中国+1”的成功标准，从追求产能转移转向实现控制权与战略能力的实质性迁移。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对该报告进行了编译，期望对我国有关部门有所帮助。 【关键词】跨国企业 中国+1” 回流 对华依赖 当前，总部位于东亚的先进制造业企业正持续扩大对美投资规模。然而，其诸多内部价值链仍深度扎根于中国，这使得中国对美国利益拥有了显著的牵制能力。 一、“中国+1”战略 中国对跨国企业依赖其内部价值链的影响力，需通过“中国+1”框架来理解。该战略指企业在中国保留大量产能的同时，将生产转移至至少另一个国家以降低风险。理论上，此举可对冲中国的监管与制度风险，同时避免完全离岸外包，保留进入中国市场、人才及工业生态系统的渠道。 最新一波“中国+1”浪潮呈现更显著的全球多元化特征，衍生出“中国+2”“中国+N”等多种形态。进入2020年代，美国成为“+1”的主要承接经济体，其原因更多在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产业政策激励、惩罚性措施威胁以及企业的对冲行为，而非单纯出于对中国风险的考量。 除了这些地理上的转移，中国已不仅是低成本制造业中心，更成为志在主导电力工业等先进产业的技术经济大国。这一地位源于其自身战略与自然经济优势，也得益于通过合法渠道及经济间谍活动从跨国企业获得的技术转让。在此过程中，中国培育了跨国企业对其市场和工业生态系统的依赖。 目前，美国作为“+1”经济体接收方，尚未完全适应这一现实。《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星门项目”等产业政策举措主要聚焦新产能建设的地点与内容，而非其降低对华依赖的程度。关税不确定性激励企业在美国设厂以维持市场准入，但并未实质性减少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结果是投资扩大了美国国内产能，却将跨国企业内部价值链中最具战略性的部分及其依赖关系留在中国。美国严重依赖台湾、日本和韩国企业支撑其先进制造业，这些企业是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中国+1”战略最成熟的实践者，与中国制造及人才生态系统保持着长期深厚的运营联系。 二、美国制造业回流与关税政策未能有效缓解对华依赖风险 美国政策制定者借助“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经济安全”“去风险”及“供应链稳定”等表述评估中国相关供应链风险。这些概念虽相互重叠却非同义，其混用模糊了当前政策是否切实解决国家电力产业对上游中国供应链依赖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难以准确回答近期美国入境投资中有多大比例依赖中国，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公告并不总能转化为实际资本流动，或转化过程十分缓慢。鉴于这一局限，本报告从微观经济和公司层面切入，通过案例研究评估“中国+1”在实际中的运 作方式。 尽管如此，近年来美国入境投资的就业岗位公告显著增加。如图1所示，过去十年回流与FDI的就业岗位公告均呈上升趋势，其中FDI公告在2022年达到154,409个的峰值。自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台后，两类就业岗位公告均有所下降，但外国直接投资公告仍占较大比重。 然而，如图2所示，过去十年间，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以并购形式实现，而非新建投资或产能扩张。日本是对美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约占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近15%。此外，无论是从首年支出额，还是从过去十年对美国经济新增外国直接投资所带动的当前就业来看，韩国亦是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同样不太可能切实降低对华依赖风险。世界银行对2017年至2022年美国贸易流动的研究发现，关税促使的贸易重新定向符合“中国+1”特征，即将生产转移至仍深度嵌入中国供应网络的国家，而非在多个国家间实现多元化采购。换言之，这一过程虽减少了美中双边贸易暴露风险，但并未实质性降低对中国的系统性依赖。 三、如何评估“中国+1”战略成效 2011年学者恩德威克（Peter Enderwick）将“中国+1”战略概括为对三方均有益的平衡范式：企业分散风险，中国释放资源从事更高价值活动，“+1”东道经济体获得外来投资。但在2026年背景下，该框架需补充三个要素：一是中国以跨国企业内部价值链依赖形成的扼制节点；二是美中技术—经济—贸易战的零和博弈，一方收益可能损害另一方；三是将实施多元化的跨国企业 母国纳入体系，其战略重点或与企业自身选择不一致。 （一）美国在“中国+1”格局中的获益路径 当入境投资契合全球化2.0战略时，美国作为“中国+1”东道经济体可成为赢家，即入境投资需优先布局先进产业、促成关键知识产权与制造工艺转让，从而构建能抵御地缘政治冲击的供应链并与盟国协同。过去两届政府任内，美国吸收的大部分外国投资基本符合上述标准。 然而，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等高固定成本行业中，与中国的竞争呈“赢家通吃”特征。中国借助补贴、封闭市场及非市场行为抢占本可由创新性外国竞争者赢得的市场份额。因此，评估美国成败应置于与中国的比较框架中。若“中国+1”仅将最终组装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至美国，而中国仍掌控关键投入品、标准或产业生态，则此类结果不可视为美国的“胜利”。 在美国吸纳大量东亚直接投资的电气设备、机械、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化学品等领域，中国已显著领先于美国。在《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规划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将半导体、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特种化学品、关键矿产及海底电缆等产业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并力求在这些领域的全球供应链中占据关键地位。截至2022年，中国在上述产业的增加值产出全球份额约为25%至39%，且2002年至2022年间其对美国的领先优势大幅扩大， 如图3与图4所示。 然而，美国仍有希望。这些数据反映的是产出与数量，而非行业中的价值或质量。对美国而言，在“中国+1”战略中取胜，意味着确保关键知识产权、制造工艺和基础设施能在美中脱钩的外部事件发生时，于美国或其盟友领土上得以维系。在“中国+1”的框架下，美国无需主导价值链每一环节，也无需在全球产出份额上远超中国，但应力求在决定行业控制力、标准制定权及可扩展性的环节上与中国并驾齐驱，而非仅在最终组装或下游产能上 竞争。 （二）中国在“中国+1”格局中的获益机制 中国并不将“中国+1”的产业分散现象视为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中立商业决策，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主动应对的供应链安全风险。中国在此方面的思路基于两项核心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认识到，无论是由于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布局，还是跨国企业试图推行“中国+1”战略，一定程度的供应链外移在所难免。第二，中国政府认识到，价值链不同环节并非同等重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即使海外布局产能，也要将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在2016年讲话中指出，核心技术若脱离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则可能白忙一场。综合来看，这体现出一以贯之的观点：战略价值源于对全球价值链中连接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的最高价值环节与过程保持掌控。 因此，中国对自身最高价值的供应链投入品高度防御。对于外国跨国企业，中国的做法更具防御性而非机会主义，视其在华投资为强化中国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的行为。 即便跨国企业推行“中国+1”战略，中国仍试图发挥自身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基地的优势，维持其在华供应链整合。中国在“中国+1”格局中取胜，靠的不是阻止供应链多元化，而是主导其演 变路径：接受生产地理分散，但力求保持对高价值技术节点的掌控，并通过增强供应链黏性，确保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中心节点地位。 （三）实施多元化布局企业的获益逻辑 企业实施“中国+1”或“中国+N”战略，决策依据在于自身供应链与风险管理策略，受地缘政治影响但非由其单方面决定。成功的多元化需在提升短期绩效的同时增强长期战略韧性，其核心在于对冲集中风险并保护既有沉没成本优势，而非放弃中国市场。 短期内，企业可从多元化战略中获得关税缓解、监管合规、投资者信心提振、获取新资本渠道与补贴等收益。此类收益具有财务属性且见效迅速，使“中国+1”战略即便在更深层次结构性风险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仍具备较强吸引力。 从长远来看，企业可从多元化战略中获得可持续的市场扩张、全球竞争力提升或长期回报。对大多数跨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布局海外新增产能与保持在华业务之间寻求平衡，维护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及数十年积累的生态系统优势。若因过度激进地撤离中国而矫枉过正，可能丧失规模效率、供应商关系，以及参与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的机会——而正是这些因素使其最初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战略具有合理性。 （四）承接国产业东道国的获益方式 对于实施“中国+1”战略的企业的承接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国而言，“中国+1”战略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权衡取舍，并同时构成三重挑战。 其一，承接国必须在中美两国之间平衡其经济与外交关系。从各自优势来看，中国提供制造业生态体系的深度与成本优势，而美国则提供安全联盟关系与市场准入。其二，承接国在两个日益对立的技术—经济贸易集团之间扮演着桥梁性制度的角色。随着以美国为中心与以中国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在标准、技术栈与安全要求等方面日趋分化，承接国同时服务于两大体系的企业面临不断上升的合规成本、协调成本与政治风险。其三，政策制定者往往难以掌握本国企业对华风险敞口的真实状况，因而难以判断过度依赖是否构成战略性风险。 总体而言，当承接国企业能在中美之间维持运营灵活性，从双方市场获取价值，并借助政府支持强化本土产业能力时，承接国即可获得部分胜利。从长远看，承接国在其优势产业领域同样面临来自中国的技术—经济—贸易威胁，其对中国的依赖形成了可供中国武器化的瓶颈节点。 四、AI经济领域“中国+1”案例评估 关于跨国企业在供应链与价值链层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以及其如何实施“中国+1”战略，现有证据尚不充分。本章将聚焦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的三家企业进行剖析，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案例研究证据。 （一）英业达 英业达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台湾的合约制造商，制造基地深度依托中国布局，截至2023年约60%产能集中于中国境内。其通过在中国境内的合作深度推进知识产权本地化，如，参与共建以“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宗旨的工业4.0中心。收入方面，英业达在中国市场表现良好，如公司在中国服务器市场的份额已达到25%至30%，并已进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及字节跳动的人工智能服务器供应链，但长远看，也面临被进一步锁定于中国本土技术体系的风险。 为应对地缘风险，英业达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并积极评估在在美国设立生产线的计划。然而，其招聘信息显示，英业达高度依赖中国籍员工及驻中国工程师来建立并支持其全球业务，形成人力资本锁定效应。可见，英业达的投资呈现“中国+N”模式，即关键的工程与工艺知识仍保留于中国。鉴于美国劳动力成本较高，且其技术经济目标相对更高，美国工厂能够在价值链上攀升至何种程度，以及该投资是否将在标准制定与其他制造环节上依 赖源自中国的人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另外，英业达因深度在华布局面临知识产权泄露风险。历史上曾出现其中国籍员工同时在英业达和竞争对手企业担任高管的情况，虽不能判定其确曾参与任何非法活动，但从台湾地区角度看，此类风险对台湾地区合同制造产业的整体韧性构成累积性影响。 （二）力森诺科 力森诺科是一家日本化学企业，深度依赖中国市场。收入方面，2024年其对华销售收入约13.5亿美元，占总收入15.1%；生产布局方面，截至2026年，在华设有20家子公司，占其全球59家子公司总数的相当比重；人力资本方面，全球约11.5%的员工在中国；知识产权方面，2023年至2026年间其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专利约30%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