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观察2025年第38期（总第610期）：“十五五”专题研究系列之三：“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研究＊

Ω中银研究产品系列 “十五五”专题研究系列之三 ●《经济金融展望季报》●《中银调研》●《宏观观察》●《银行业观察》●《国际金融评论》●《国别/地区观察》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 潜在增速研究＊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和改进的收敛法分别测算了“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预计在基准情形下，“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区间为4.5%-5.3%， 在 乐 观 情 形 下 则 可 提 高 到5.1%-5.8%。未来，为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建议多措并举减缓潜在增速下行速度，为可持续的较快增长打开空间；推动实现房地产市场筑底企稳，寻找新模式下的新增长空间；大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促进实际经济增速向潜在增长率收敛；平衡好总量和结构的关系，加快完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育体系；积极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为内部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叶银丹中国银行研究院刘晨中国银行研究院电话：010-6659 4264 签发人：陈卫东审稿人：周景彤梁婧联系人：程栖云刘佩忠电话：010-6659 4016 ＊对外公开＊＊全辖传阅＊＊＊内参材料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研究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和改进的收敛法分别测算了“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预计在基准情形下，“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区间为4.5%-5.3%，在乐观情形下则可提高到5.1%-5.8%。未来，为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建议多措并举减缓潜在增速下行速度，为可持续的较快增长打开空间；推动实现房地产市场筑底企稳，寻找新模式下的新增长空间；大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促进实际经济增速向潜在增长率收敛；平衡好总量和结构的关系，加快完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育体系；积极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为内部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一、基于生产函数法测算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Cobb-Douglas生产函数法是经济学中用于分析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基本工具，也是计算经济潜在增速的经典方法。该方法由Charles Cobb和Paul Douglas于1928年提出1。生产函数法的基本原理是假设总产出取决于技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乘积，并且各要素的边际产出弹性恒定，其计算公式见公式1。 （公式1） 其中，Y代表总产出（如GDP或产量等）；A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代表技术进步或效率水平；K为资本投入量（如机器设备等）；L为劳动投入量（如劳动力人数等）；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反映资本和劳动要素增加1%时产出的百分比变化，通常假设α + β = 1。生产函数法通过回归模型来估计各个参数，用于评估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优点在于形式简洁、易于估计，但其蕴含的弹性恒定等假设可能忽略现实中存在的要素弹性变化情况。 （一）资本要素：投资效率趋于下降，资本存量增速进一步放缓 “十五五”时期，多重因素将导致中国传统资本存量增速继续放缓。一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十五五”时期储蓄率、投资率都将继续降低，不利于资本积累。2024年，中国投资率和国民总储蓄率分别为40.6%、42.84%，根据“十四五”时期的趋势外推，预计到“十五五”末两者将分别降至38%、40%左右。二是“十五五”时期，随着中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由增量转向存量，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等，传统基础设施、房屋等折旧率较低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将进一步降低，设备工器具购置等折旧率较高的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将持续提高2。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传统资本存量增速（公式2），初始资本存量参考张军等人研究3，假设“十五五”时期折旧率平均为5%左右，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降至平均40%左右4，可得到“十五五”时期中国传统资本存量增速（图1）。 当期资本存量=上期资本存量×（1-折旧率）+当期投资额/投资价格（公式2） 数据资产积累形成的数据资本存量规模持续增长，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资本存量增速的放缓。相关研究采用增值法对我国数据资本存量进行测算5。增值法分为两步，首先，加总数据资本形成所需的各项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其他成本），得到数据资本形成额，并根据永续盘存法得到数据资本存量。随后，再考虑由数据相关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数据资本存量增长（例如算法改进等带来的数据增值），即得到增值法测算的数据资本存量。研究发现，2003年至2020年，我国数据资本存量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年均增长15.6%，数据资本存量规模从1.8万亿元提高至13.3万亿元，与GDP的比值从0.11提高至0.21（图2）。“十五五”时期，随着全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加快，以及数据市场基础性制度不断完善，未来数据资本存量将继续保持年均两位数的较高增速，同时数据资本质量也将不断提高。但“十五五”时期，数据资本存量和传统资本存量之间规模差距依然较大，数据资本存量增长加快并不能弥补传统资本存量增速的放缓。预计“十五五”时期，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速将降至5.5%左右，年均拉动GDP增长2.1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数据资本估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 5刘涛雄，戎珂，张亚迪.数据资本估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3(10):44-64. （二）劳动要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凸显 “十五五”时期，中国就业人数将持续下降。根据联合国对未来中国分性别、分年龄组的人口数量变化的预测数据6，预计到2030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将降至8.05亿人左右，较2024年末减少5271.6万人左右，年均减少878.6万人左右（表1）。根据经济活动人口数=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数，并参考国际劳工组织对中国不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估算7，可计算得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数量约为5.32亿人。根据历史数据，中国的就业人数与经济活动人口数的比值（即就业参与率）基本稳定在0.85左右，因此假设“十五五”时期平均就业参与率为0.85，可进一步推算出，到2030年中国就业人数将减少至4.52亿人左右（2024年为7.34亿人），年均减少约470.7万人左右。 在规模下降的同时，“十五五”时期劳动力市场还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方面，劳动力质量将持续提升，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预计“十五五”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25年的11.3年8提升至2030年的12年左右9。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劳动力有一定替代效应，但中短期内（未来五年内），从稳就业等多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较难大范围替代劳动力，难以扭转劳动力规模下降对经济的拖累作用。 综合来看，“十五五”时期，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以及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并不足以对冲劳动人数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拉动将加大，预计年均将下拉GDP增速0.08个百分点左右。 （三）全要素生产率：技术爆发期到来，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幅增强 “十五五”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望继续提高。一方面，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升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动力来源。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创新指数排名居全球第11位。未来，科技创新投入，尤其是基础研发投入将持续加大，带来更多突破性技术成果。预计到203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上升至2.8%左右，有望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尤其是将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 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综合来看，“十五五”时期，技术进步带动叠加资本和劳动要素贡献率的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提高。结合现有研究，并考虑到当前外部形势变化，科技部分领域脱钩风险及其带来的影响，预计在基准情形下，“十五五”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将提高至2%左右，在乐观情形下，则有望达到3%左右。 根据C-D生产函数，分别计算“十五五”时期中国GDP的潜在增速，在基准和乐观情形下，“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平均增速分别为5.3%、5.8%左右（表2）。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小，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将逐步加大，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平均来看，“十五五”时期，资本形成将年均拉动GDP增长2.09个百分点，劳动力将年均下拉GDP增速0.08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在基准和乐观情形下分别年均拉动GDP增长3.28和3.78个百分点（表2）。 即使在基准情形下，若实际增速能够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即年均增长5.3%左右，到2030年和2035年，中国人均GDP分别有望达到1.72、2.24万美元左右11，完全有可能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二、基于改进的收敛法测算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根据Lucas（2009）提出的经济追赶模型12，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将向前沿发达国家收敛。赶超初期，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结构效应、向前沿经济体学习的收敛效应共同推动了劳动生产率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充分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从国际对比来看，与部分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劳动生产率虽有差距，但追赶速度较快。2005年，中国总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11.9%、七国集团的10.7%、日韩台的12.1%，到2017年分别增长到32.9%、30.9%和34.8%（表3）。 分产业看,中国农业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最大，具有广阔的追赶空间。2017年仅分别为高收入国家的15.8%和13.9%；传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最小，2017年分别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和七国集团的98.4%和113.5%。林毅夫（2021）指出，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同期的22.6%，相当于1946年的德国、1956年的日本、1985年的韩国与美国收入水平的差距，这些国家在此后16年的平均增速达到9.4%、9.2%、9%，基于后发优势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推断中国未来也有望延续这些国家的高经济增速，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13。但依据收敛模型的核心假设，随着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收窄且学习难度上升，劳动生产率提升将逐渐放缓，由此可能会拉低未来潜在经济增速表现。 从劳动生产率角度进行拆分，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速＋人口增速＋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预测中国经济“十五五”时期的潜在增速，既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应当结合中国未来人口及就业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一）劳动生产率增速测算 过去阶段，非技术因素提升方式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作用占据主导。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户籍制度逐渐放松，人口加快自由流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双重人口红利（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和人力资本加速积累。在此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资本深化，成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驱动力（图3）。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体制改革。1981—1985年、1991—1994年和2001—2005年，中国GDP年均分别增长10.17%、11.67%和9.78%，而TFP年均分别增长6.53%、6.65%和3.30%（孙琳琳、任若恩，2005；赵志耘、杨朝峰，2011）14、1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态与GDP增长状态呈三次倒U型，这三个阶段国内正处于大力度体制改革和开放启动和高涨时期。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通过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 素配置来实现（周天勇，2021）16。此外，产业劳动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