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小分子创新药研发正处于从“仿创结合”向“自主创新”过渡的阶段,核心特点体现在技术路径跟随性、创新策略差异化、研发阶段偏后期三个方面:
技术路径:传统方法为主,新兴技术处于临床验证初期
国内药企早期以仿制药转型为主,药物发现依赖基于已知靶点的“fast follow”“me-better”策略,通过优化已知化合物结构提升疗效或安全性[1]。尽管AI制药、PROTAC等前沿技术近年从概念验证进入临床验证阶段(如晶泰科技的研发平台授权),但整体仍以传统筛选方法(如基于已知靶点的药物设计)为主,新型技术(如DEL技术)的应用速度和深度落后于国外[1][6]。
创新策略:“BIC/Me-better”为主,First-in-class占比低
为快速占领市场,国内研发更倾向于在成熟靶点基础上开发“同类最佳”(BIC)或“同类更优”(Me-better)药物。例如,早期出海的泽布替尼(BTK抑制剂)、呋喹替尼(VEGFR抑制剂)均为针对成熟TKI靶点的迭代型药物,通过大样本临床试验验证优势后推进商业化[9]。但在“全球首创”(First-in-class)药物和“不可成药”靶点突破上仍有明显短板,原创性不足[8]。
研发阶段:成熟产品出海为主,早研布局加速
早期国产小分子创新药出海多为临床三期或已上市的成熟产品(如奥雷巴替尼),依赖后期临床数据降低海外市场风险;近年早研产品(临床I/II期)出海占比提升至88%,但靶点仍集中在GLP-1、CDKi等海外热门赛道,同质化竞争尚未完全避免[6][9]。
国外(尤其欧美)小分子创新药研发以技术前瞻性、机制首创性、靶点挑战性为核心,具体表现为:
技术路径:多技术并行,新型方法深度应用
大型药企通过高通量筛选(HTS)、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SBDD)、DNA编码化合物库(DEL)等多种技术并行开发苗头化合物,以提升研发效率和成功率[1]。例如,SBDD在国外小分子研发中的应用占比已超50%,显著加速先导化合物优化[1][3];同时积极探索靶向蛋白降解、共价调节等非传统抑制机制,拓展小分子药物的功能边界[7]。
创新策略:First-in-class为核心,挑战“不可成药”靶点
国外企业更注重原创性,通过CRISPR基因编辑、AI辅助设计等技术挑战传统难以成药的靶点(如蛋白-蛋白相互作用靶点),推动作用机制首创的药物进入临床[1][6]。例如,针对“不可成药”靶点的PROTAC药物、分子胶等前沿疗法已进入后期临床,技术壁垒和原创性显著高于国内[7]。
研发阶段:早研布局全球化,风险共担模式成熟
国外企业更早布局临床前和早期临床阶段的全球合作,通过“平台+管线”打包授权(如恒瑞医药与GSK的125亿美元合作)实现风险共担与资源协同,将研发风险分散至全球市场[6]。
| 维度 | 国内研发 | 国外研发 |
|---|---|---|
| 技术路径 | 传统方法为主,新兴技术临床验证中 | 多技术并行,新型方法(如DEL、SBDD)深度应用 |
| 创新策略 | 以“BIC/Me-better”迭代优化为主 | 以First-in-class原创突破为核心 |
| 靶点选择 | 成熟靶点为主,规避高风险领域 | 挑战“不可成药”靶点,拓展作用机制边界 |
| 研发阶段 | 成熟产品出海为主,早研占比提升中 | 早研全球化布局,风险共担模式成熟 |
国内研发更注重商业化落地和风险控制,通过迭代优化快速占领市场;国外则以技术前沿和原创突破为驱动,持续拓展小分子药物的科学边界。未来国内需加强基础研究与新型技术应用,逐步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跨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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