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扩展了DIGNAD模型,纳入了年度平均损失(AAL)指标,以评估反复自然灾害对高度易受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和财政风险。研究发现,AAL估计值在0.2%至10%的GDP之间,表明风险差异很大。中位数年度适应投资占GDP的0.4%,但各国差异很大,从0.1%到3.5%不等。
研究结果表明,适应投资可以减少GDP损失,但会增加公共债务。在适应投资情景下,中位数累积GDP损失比无适应投资的基准情景低25%,但公共债务在模拟范围内高出5个百分点。产出-债务权衡和适应的有效性因国家而异,受初始公共资本存量、财政空间、公共投资效率和借款成本等因素影响。
案例研究表明,适应投资对新兴市场(如菲律宾)的产出反弹和债务积累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低收入国家(如老挝、苏丹)和小型国家(如伯利兹、巴哈马)的影响较小。这突出了有针对性的、高收益的适应投资的重要性,并强调适应战略必须根据具体国家情况进行调整。
研究还发现,与标准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投资于弹性基础设施可以显著减少长期产出损失,但会增加公共债务。这表明,在易受灾害影响的地区,适应投资是一种更好的公共资源利用方式。然而,适应投资并非万能药:财政空间有限或实施能力较弱的国家可能难以按所需规模进行适应投资,并且即使进行适应投资,反复的灾害仍然会对长期产出造成影响。
研究建议,将气候相关灾害风险纳入宏观经济分析,并评估适应投资的净收益和财政权衡。此外, concessional finance, grants, fiscal buffers, insurance, and risk-sharing instruments 可以帮助保持适应投资的收益,同时限制债务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