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下的团结：城市青年住房获得中的父代支持与代际互动逻辑

□ 范一鸣 摘要：代际资源传递既是研究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维度，也是窥探财富不平等代际累积的关键窗口。本文从父代住房资助行为切入，发现父亲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通过影响其对子女的住房资助水平，进而影响子女的住房资产获得。父代住房资助行为受到子女需求的驱动，较差的职业处境、购房年龄的年轻化和购房成本的高昂构成青年购房压力的重要来源，对父代住房资助有促发作用。男性青年在父代住房资助获得上具有显著优势，但赡养期望会弱化父代资助的性别差异。本文从代际互助与代际交换视角揭示了父代住房资助的现实文化动因与代际影响，启示未来政策既要保护代际团结资源，培育普通家庭的内生动力，也要注意遏制财富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关键词：父代住房资助；青年群体；住房获得；代际资源传递；财富不平等 适应现代经济对职业和地域流动的要求，不得不与父母分开生活，削弱与亲属群体间的义务关系。而随着家庭的宗教、经济、社会化、生育和保护性职能向社会化机构的转移，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也进一步减弱［1］。现代趋同的线性发展模式并不能展现家庭关系变迁的真实图景，尤其是在个体化、全球化和福利保障私人化的后现代社会中，成年子女与父母间的关系呈现出强大的韧性，代际互助、资源传递和情感联结成为个体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支柱［2］。这些事实表明，当前家庭正在超越夫妇家庭模式，重返复杂模式［3］。 一、问题的提出 代际资源流动是考察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古德和伯吉斯的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与亲属集团关系密切的大家庭（扩大家庭或联合家庭）将逐步向与亲属集团关系疏远的小家庭（核心家庭或夫妇家庭）转变。这种变迁与工业化所需的职业模式和价值观念相吻合，成年子女为更好地 由“拼爹”实现代际传递和阶层再生产。随着先赋性因素对住房不平等解释力的增强，我国住房与财富的阶层流动性也将逐渐减弱［14］。现有研究已广泛认识到父代家庭背景是影响青年住房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关于通过何种路径发挥影响作用的探讨仍停留在经验讨论，有待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以父代住房资助（指子代购房过程中父代为其提供的资金帮助）为切入点，尝试分析青年群体住房获得过程中代际资源传递的驱动逻辑，并探讨父代住房资助在财富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中发挥的作用。 来自中国现代家庭的经验不仅支持了西方学者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反思，而且展现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独特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中国子女成年后组建的核心家庭并不孤立，而是与父代家庭之间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婚嫁、住房、育幼等方面接受父母的持续性帮助［4］［5］。在住房方面，父母不仅利用自身资源为成年子女提供居住、经济或实物支持，甚至积极介入成年子女的购房行动中，通过调动两代家庭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住房策略［6］［7］。尽管有学者认为成年子女接受父母各种形式的生活帮助是一种隐性的“啃老”“代际剥削”［8］，或“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体现，即子女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构建家庭关系，家庭仅成为个体可资利用的资源［9］，有悖于传统孝道，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大多数父母对这种“逆反哺模式”表现出较大程度的接纳和宽容［10］。因此，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下探讨代际资源向下流动的逻辑动因和行为机制，成为理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及其特质的关键环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父代社会经济地位、父代住房资助与青年住房获得的关系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城市住房资源分配经历了从单位制下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分配的转变，实现了住房的商品化与市场化［15］，住房资产逐渐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住房分层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基于国家再分配逻辑，探讨福利住房分配制度、公房私有化过程，以及改革后再分配权力的延续对不同身份群体住房获得的影响［16］；二是基于市场逻辑，强调个体人力资本及其经济回报在住房分层中的决定性作用［17］。此外，也有研究认为改革后的住房分化格局是市场与再分配机制“双向强化”的结果，住房资源逐渐向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本拥有者集中，并随着房价的上涨产生“财富扩大效应”，进一步强化其住房财富优势［18］。 有研究从代际互助视角出发，认为父代的帮助行为源于中国传统价值的延续和转型期社会的现实生活压力。一方面，在责任伦理的驱使下，父母难以放下对儿孙的责任，始终将帮助子代完成婚育、教养后代视为重要人生目标［11］；另一方面，当前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的劳动竞争使年轻一代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以上人生大事，抵御生活风险，因而强化了其对父代的经济、劳务和情感依赖［12］。也有研究基于代际交换视角提出，随着传统父子关系伦理及其社会基础的瓦解，“抚养-赡养”的反馈模式失去严格的约束力，父代能否获得赡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为子女提供实质性帮助，因此，自上而下的代际支持中蕴含着父母对儿女孝行的期待［13］。既有研究对父代帮助行为的动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多基于理论分析或个案经验，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父代支持的驱动逻辑还有待进一步揭示。 无论是市场还是再分配路径均从个体自身社会经济状况出发，认为居民住房状况是其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地位的投射。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部分青年群体的住房资产与其自身社会经济水平并不匹配，存在跨越自身购买能力追求住房的跨阶层购房现象［19］，而其背后反映的是先赋性因素对青年群体住房获得的影响。部分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父代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住房获得具有重要影响。父代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越高，子代越有可能获得更多住房资源［20］。同时，也有研究发现父代的单位性质与子代住房自有率有密切关系。当代青年群体的父母多经历了住房体制改革，“公房出售”等政策使体制内职工能够以优惠价格购得公房［21］，这一优势随着市场化后房价的上涨而持续放大，房产的增值与财富的累积使其能为子代购房提供更多助力［22］。据此，本文提 在诸多代际支持形式中，父代住房支持对子代生活福祉的影响尤为重要。住房不仅作为个体的安身之所，还与婚育、第三代教养、资产增值、就业机会及市民权利等紧密相连，而在房价收入比高企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往往难以凭借自身短时收入积累完成购房，父代支持成为影响其住房获得的重要资源。但与此同时，父代差异化的社会经济资源也将引发子代的住房不平等，子代所接受的每一笔来自父代的住房资助都是家庭资产的提前继承，父代的财富不平等将经 出以下假设： 2.代际互助与代际交换：父代住房资助行为的动因与价值诠释 假设1：父代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住房获得有显著影响。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父母都在向其成年子女提供各种形式的生活帮助（既包括住房支持，也包括帮忙照顾孙辈、做家务等）［29］［30］。但有趣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对此表现出较强的接纳韧性［31］，很多父母不仅心甘情愿地为子女提供经济和劳务上的支持，甚至主动介入子女的住房问题中［32］。为何多数父母能够接受甚至乐于为子女提供支持？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他们如何理解和看待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流动？在什么情况下，父母会为子女提供住房资助？ 假设1.1：父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在住房获得上越具优势。 假设1.2：父代职业地位越高的青年在住房获得上越具优势。 假设1.3：父代在体制内工作的青年在住房获得上更具优势。 相关研究认为父代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经由三条可能路径对子代住房获得发挥影响作用。其一，通过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间接影响子代住房资源的获得。家庭背景对子代的教育期望、各阶段学业表现与升学机会等均有重要影响［23］［24］。同时，子代的收入和职业晋升也与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户籍出身等显著相关［25］。因此，拥有优越家庭背景的青年更可能取得较高的人力资本回报，从而在住房获得上占有优势。其二，“社会化假设”提出童年时期父代的住房状况会对子代产生“社会化效应”，即影响其对未来住房的期望及产权拥有偏好，而子代对父代获得住房的方式、知识和技能的模仿和学习也会提高其获得房产的可能性［26］。但该假设基于欧洲经验，对经历了住房制度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而言，父代住房获得的经验对子代的居住选择和行动方向助益甚微。其三，也有研究认为住房资源的代际传递主要源于“礼物”馈赠。父代往往通过房产赠予、提供购房资金、让渡房屋使用权等方式为子代提供帮助，从而提高子代的住房自有概率，或使其更早购房、拥有更多房产［27］。 （1）代际互助与父代住房资助 在中国的文化伦理中，“家本位”文化具有宗教性的力量，它赋予个体活在世上的意义，即通过延续香火和保住家业来完成家族给予的责任，“作为个体，虽然生命短暂，但家族生命靠世代绵延却获得了‘永恒’”［33］。因此，家族绵延始终是人们心中难以改变的情结，这使人们难以放下对儿孙的责任，由此呈现为一种独特的“责任伦理”，即父母总是强调对子女不计回报的付出，而对子女尽孝采取极为宽容的态度，尽量通过“自养”或与配偶“互养”来减少子女的赡养压力。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代际资源明显向下倾斜，父母将子女“扶上马”（养大成人）后还要“再送一程”（购房资助、婚姻支持、孙代照料等）［34］，甚至主动压缩生活福利为子女积累资源。即便在一些关系冲突的“啃老”家庭中，虽然父母并不认可子女的人生选择和行为方式，却仍不可避免地为子女的未来担忧，在“被子女所累”“不得不管”等抱怨之下反映的正是父母对自身责任的认定［35］。正是基于这种“无限责任”的父母观，中国家庭的父母通常认为亲子之间的利益密切捆绑具有不可分割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为子女提供各种帮助，两代人分摊家庭的发展成本其实是自利行为［36］，是为整个家庭的发展和自身生命价值的延续而努力。 与前面二者相比，父代馈赠显然是两代之间实现住房资源传递更为直接和普遍的路径，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下尤其如此。受责任伦理的驱动，父母往往将帮助子女完成婚嫁、延续后嗣视为自己的责任。而在现代婚姻缔结过程中，住房不仅作为家庭的安身之所，更成为婚姻双方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彩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婚姻忠诚的保障［28］。加之住房在生育、第三代教养、资产增值及市民权利等方面的附加价值，住房的获得日益成为关乎未来生活质量的人生大事。因而，父母不仅不遗余力地为子代提供购房支持，还积极介入甚至主导购房过程。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在转型中国，个体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一步强化了亲子之间的利益捆绑。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逐渐撤出私人领域，与之相关的多项功能都由市场和家庭进行承接。一方面，我国关于养老、育幼的社会制度尚不完善，如目前老年人的长期照护工作仍主要由家庭来承担；市场化的托幼服务存在供需失衡、收费高昂等问题，儿童照料问题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37］。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职场压力不断挤压 假设2：父代住房资助在父代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住房获得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年轻一代的闲暇时间和精力；而房价的高企则进一步加重了城市生活成本。在此情形下，不仅父母在年迈体衰时需要子女的照料，子女更需要父母帮助其分担育儿负担和生活成本、提供居住支持等。因此，来自社会经济制度层面的结构性制约强化了亲子间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性，代际互助成为个体抵御社会风险，寻求经济、劳务和情感支持的最后堡垒［38］。 得尤为重要。 从代际交换视角出发，郭于华认为代际交往遵循着付出与报偿相平衡的公平逻辑［45］，但亲子双方所强调的交换内容却不甚相同，父母一方认为子代应该无条件地回报生育、抚养之恩；而子代一方则认为，除生养之外父母为其提供的实质性帮助才是其进行赡养和回馈的前提条件。贝克尔也在构建代际交换的效用函数时提出，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水平会受到父母在子女心中权重的影响，子女所受父母恩惠越多，越会增加父母在其心中的权重，未来回馈父母的倾向就越强烈，而漠视孝道则越会感到愧疚和不安［46］。有学者站在父母与子女间关系性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如果仅将父母的付出与子女的赡养回报理解为资源的等价交换，那么仍然面临着无法解释的难题：父母恰恰是在最缺乏报偿能力的时候最需要子女的帮助，如何确保子女在父母晚年缺乏交换资源之时依然愿意履行赡养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