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洲经济公报：2026年版

2026年版 作者： Mengdi Yue、Terrence Kairiza、Yiyuan Qi、Abbi Kedir Mengdi Yue是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能源与气候方向的研究员。她的研究方向涵盖可持续金融、中国海外投资及绿色能源转型。她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SAIS）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IGF）及复旦大学，参与绿色金融、债务可持续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及全球发展动态等领域的学术与政策探讨。 Terrence Kairiza是宾杜拉科学教育大学经济系讲师，同时担任非洲经济研究联合体（AERC）研究员。其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性别、气候变化适应、粮食安全、农业、卫生及工业发展等议题。他拥有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 Yiyuan Qi曾任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并曾临时担任该中心“数据分析透明性和问责制”（D.A.T.A.）项目的负责人。她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开发与完善中心面向公众的数据资源，系统追踪能源与基础设施行业内的中国贷款与投资动向。她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SAIS），拥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 Abbi M. Kedir现任非洲经济研究联合体（AERC）代理执行主任兼研究主任。他曾在英国高校从事多年学术工作，并在政府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拥有任职经历，同时还曾为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提供咨询服务。他已发表学术期刊论文逾45篇。他担任《发展研究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创业行为与研究杂志》（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and Research）、《经济学》（Economies）及《环境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期刊编委会成员。阿比目前是气候、发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组成员。 建议引用 Yue, M., Kairiza, T., Qi, Y., and Kedir, A. 2026. “China-Africa Economic Bulletin, 2026Edition.”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and African EconomicResearch Consortium. 致谢 本研究承蒙Solomon Owusu提供宝贵意见，Rebecca Ray、Diego Morro与Nicolò Capirone协助数据分析，William Olichney审阅数据。 目录 执行摘要5 7 引言 中非贸易趋势8 中国对非洲外国直接投资趋势20 中国对非洲贷款和发展融资的趋势30 中非合作展望40 参考文献42 执行摘要 2024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呈现以下特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直接投资（FDI）自新冠疫情后强劲复苏，然而在全球南方净资本流动逆转的大背景下，中国贷款大幅下降。 2026年版《中国–非洲经济公报》从贸易、投资、贷款与开发金融三个领域追踪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动态，重点分析了自上一期简报（数据截至2022年）以来出现的新趋势与变化（Moses等，2024年）。本公报旨在通过数据分析，呈现值得深入研究和政策关注的趋势及新兴模式。 主要发现： •2024年，非洲对华贸易额创下27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进口1820亿美元（占GDP的6.3%），出口930亿美元（占GDP的3.2%）。同年，中国占非洲出口总额的16%、进口总额的28%。在54个非洲国家中，19个国家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为中国。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转型矿产（包括矿石、精矿及加工产品）为铜、铝、铬、锰及钴。尽管铬和锰的贸易规模较小，非洲仍是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2024年，中国向非洲出口的低碳技术（LCTs）类产品1总额为98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发电、储能和污染治理领域。且主要流向南非、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少数发达市场。•2023年和2024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在疫情低谷后显著回升。近期增长主要由少数大型项目带动，而非所有行业的普遍增长。•尽管非洲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PPG debt）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仍处于适中水平，但来自中国的净资本流动已转为负值，即年度偿债额已超过新增贷款拨款。非洲国家2026至2030年的偿债成本上升，可能挤占发展和能源转型领域的关键支出。•自2020年以来，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承诺大幅下降，年均贷款承诺低于50亿美元。2010-2020年间，中国对非贷款规模在多个年份超过世界银行；2020年之后，则大致与非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水平相当。•2023年，共有8个非洲国家和2个非洲多边借款机构获得13笔中国贷款承诺，总额约46.1亿美元；2024年则有6笔贷款承诺，总额约21亿美元。贷款主要流向金融部门，其次为交通运输和能源领域。•自2019年以来，中国没有对非洲煤炭、石油或天然气项目的新贷款。然而，对除了水电项目之外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核能和地热能）的贷款规模仍然较小，2000至2024年累计约17亿美元。 引言 非洲的发展议程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为基石。自2000年以来，非洲经济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近年来接连遭遇多重外部冲击，包括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近期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对非洲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非洲实际GDP增长率预计2025年为3.9%，2026年为4%，高于除了新兴和发展中亚洲地区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非洲开发银行集团，2025年）。 然而，非洲增长势头背后仍存在深层次结构性脆弱性，使其长期发展前景更趋复杂。当前，非洲的出口结构仍高度依赖原材料和初级大宗商品，容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风险。同时，持续攀升的偿债成本可能挤占能源转型和更广泛结构性转型所需的投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非洲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角色愈发值得关注。过去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融资和资源导向型合作为特征的模式，正逐渐转向更加多元、在某些维度上更为审慎的合作模式。与此同时，非洲自身的发展重点也在转变，从传统的援助和基础设施模式转向更重视债务可持续性、工业化和价值链增值的发展路径。 中非贸易趋势 非洲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 2024年，非洲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750亿美元，其中非洲自中国进口额为1820亿美元（占非洲GDP的6.3%），对中国出口额为930亿美元（占非洲GDP的3.2%）。受出口增长（尤其是采掘业产品）带动，非洲对华贸易逆差从2023年的919亿美元小幅下降至2024年的896亿美元（占非洲GDP的3.1%）（图1）。2024年，中国占非洲出口总额的16%，进口总额的28%。 2000年至2024年间，尽管存在阶段性波动，中国在非洲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从GDP的0.7%上升至3.2%。同期，中国在非洲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更为平稳，从GDP的1%升至6.3%。相比之下，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基本与GDP增长同步，这表明非洲与中国的贸易增速快于其整体对外贸易。 非洲对华出口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均对全球经济冲击较为敏感：在全球需求旺盛和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期，贸易值上升；而在不利冲击期间则急剧收缩，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至2016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UNECA，2012年）以及2019-2021年新冠疫情。在历次冲击中，进口的韧性均优于出口。尤其是非洲从中国的进口降幅更小、恢复速度更快。 2024年，在54个非洲国家中，有19个国家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为中国，高于2014年的17个（图2）。2024年，在几内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塞拉利昂、津巴布韦、南苏丹和赞比亚等资源密集型经济体中，中国吸纳了其超过50%的出口额，远超第二大贸易伙伴。在部分非洲国家，中国则是多个主要出口市场之一，反映出贸易多元化的趋势。例如，2024年冈比亚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8%，对印度的出口占29%。 与非洲各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 2024年，有39个非洲国家对华贸易呈逆差，其中半数逆差低于10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为尼日利亚（175亿美元）、埃及（166亿美元）和利比里亚（130亿美元）；贸易顺差则集中在资源出口型经济体，尤其是刚果（金）（172亿美元）和安哥拉（130亿美元），两国合计占非洲对华贸易顺差总额的70%（图 3）。 图 4 追踪了自2000年以来非洲对华最大出口国的出口额变化。安哥拉和南非是最为稳定的出口国，但路径已略有不同。安哥拉的出口额在2011年达到逾300亿美元的峰值，随后下降至2024年的约160亿美元，这既反映了其国内产能的限制，也体现了中国石油进口来源的逐步多元化。南非得益于其多元化的矿产资源基础，对华出口额相对稳定，过去十年间在100亿至150亿美元之间波动。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华出口在2015年后快速攀升，至2024年突破200亿美元，主要受中国在钴和铜矿领域投资的拉动。2024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和南非三国合计占非洲对华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几内亚对华出口在2021年至2024年间加速增长，主要受铝土矿和相关产品推动。随着中国通过西芒杜铁矿项目加深对几内亚资源开采领域的参与，几内亚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已经不局限于铝矿。刚果共和国作为对华主要原油出口国，出口额随国际油价起伏。 非洲自华进口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主要由其几大消费市场驱动（图 5）。南非一直位居榜首，凭借多样化的制造业产品，进口额在21世纪初稳步增长，至2024年已超过220亿美元。这既反映了该国作为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体的地位，也体现了其作为区域性分销枢纽的角色（Mutambara，2017年）。尼日利亚的进口波动较大，其进口能力与石油收入和外汇供给密切相关。埃及自2010年代以来成为重要进口国，至2024年进口额接近170亿美元。此外，尽管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小，利比里亚在2024年仍成为第四大进口国，原因在于利比里亚是方便旗登记国，中国企业通过在利比里亚注册船舶以降低成本并获得更宽松的监管环境。南非和尼日利亚同时出现在进出口榜单上，反映出其作为资源出口国和消费市场的双重角色。 非洲对华出口 2000年以来，非洲对华出口始终以采掘业为主导，出口多元化程度有限。2020-2024年，间农业和制造业合计仅占出口总额的约13%（图 6）。 这是中非双方结构性因素与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供给端来看，非洲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和加工能力有限，形成了初级商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制约了非采掘产业的发展（Baliamoune-Lutz 2011；Rakotoarisoa 和 Fang，2015年）。从需求端来看，中国国内工业化进程对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长，进一步固化了这一格局。与此同时，伴随基础设施融资进入非洲市场的中国平价制成品和机械设备，使本地制造业难以与之竞争（Eisenman，2012年）。 采掘品出口占主导地位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根据联合国（2025年）的数据，2024年印度自非洲进口中采掘品占比为80.4%，意大利为74.2%。按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统计，欧盟（EU）自非洲进口中初级产品占比为71.3%；按协调制度（HS）分类统计，非洲对欧盟出口中矿产品贸易额占比48.9%（欧盟委员会，2025年）。美国和法国进口结构相对均衡，采掘品分别占其自非洲进口的51.2%和44.1%，制成品分别占34.7%和38.5%。 转型矿产出口 在采掘业中，中国自非洲进口的主要转型矿产类别（包括矿石、精矿和加工产品）为铜、铝土矿和铝、铬、锰和钴（图 7）。其中铜的进口额居首，从2010年的不足50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260亿美元，2019年后增速尤为迅猛，这是铜矿石及精矿进口量增加与铜价上涨的共同作用。同期，铝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