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共居生活洞察报告

献给新的生活革命 什么是共居（Coliving） 在城市化加速、住房压力上升与个人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合租日益成为青年人来到城市中常常会经历的一种住房选择。 不同于合租，近年，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中兴起了一种新的居住方式——“共居”（Co-living）。与传统的合租不同，共居更类似于美剧《老友记》里的那种居住模式：大家共同使用公共空间，彼此之间有交流、有共同的生活。“共居”因此也常常被住客们形容为“一个更像家的地方”。 通常来讲，共居空间既包括卧室这样的私人空间，也包括客厅、餐厅等共享的公共空间和设施。更重要的是，共居是一种“由社群主导的居住方案”，它强调居住者共同设计和管理居住环境，通过一定的规则和自治机制来提高居住者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感，确保生活环境的和谐和高质量体验。 举例而言，在共居空间中，居住者更像是朋友的关系，大家会一起聚餐、看电影、玩桌游；公共空间的卫生打扫和监督、对外活动举办、访客接待等工作也会由居住者分工完成。和共同生活相关的各项决策也往往由“家庭会议”共同讨论决定。 在西方，对共居的研究往往与对合作居住（Cohousing）的研究结合讨论。研究普遍指出，共居既是对城市高房价与居住不稳定的结构性回应，也是对现代社会孤独与社会断裂的实践性修复（Heath, McKee & Hurry 2017）。学者强调，共居的核心并非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共享，而是围绕日常生活展开的治理机制、协商实践与情感劳动（Heath 2021）。在类型上，研究区分了以长期承诺和 引言 共同决策为特征的 cohousing、以灵活租期和市场化运营为主的 coliving，以及基于松散互助关系的共享住宅（Tummers 2016；Bergan et al.2021）。 但国内语境之下，类似西方的合作建房模式往往会收到政策上对自建房和非营利住房的限制，因而更多的实践侧重在城市共居社区和乡村数字游民社区等。自 2015年以来，706青年空间积极在国内推广和推动共居这种生活方式，进行了诸多实践，引起学术和实践的关注，如学者庄皓琰通过对 706上海共居空间的调研，将共居/合作居住理解为一种“集体的个体化”实践：共居并非消解个体自主性，而是在共享空间与协作生活中，为个体提供重新组织生活、分担风险与获得社会支持的条件。 本报告在 2024年的报告基础上，从706青年空间的共居实践范式出发，走入更多元的共居实践形式，通过扫描调查的形式，了解在国内以共居（在本报告中，将共居定义为30人以下的城市共享居住形式）进行生活和空间实践的行动者，并积累和推广经验。 报告分为四个小节，第一二节以问卷调查结果为主题，分别分析当下共居空间与空间实践者的发展情况，第三节以访谈为主体，提供四个不同模式下案例的具体经验，最后一节分享了部分共居工具包与联系人名录。 共居生活洞察报告 CONTENTS 共居空间分析0101 (一)这些空间都在哪？······················01( 二）这些空间在什么时候建立？················02( 三 ) 谁居住在这些空间？····················02( 四 )空间整体运行情况························03( 五 )空间具体运营情况························04( 六 ) 冲突与解决机制······················05 0202共居成员分析 (一) 总体画像··························07( 二 )共居动机与期待······················08( 三 )共居中的互动与冲突···················10( 四 )个体收获与反思······················11 0303案例访谈 案例一：上海生活实验室 1.1·················14案例二：小楼的大别野·····················16案例三：黏菌俱乐部·······················18案例四：青山里二咸·······················20 0404工具包及资源 作为一种小众且非传统的居住方式，共居正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围绕这一实践，人们呈现出不同态度：有人积极拥抱并投入其中，有人认同其理念、心生向往，却仍选择与之保持距离。近几年，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共居空间，有的位于城市中心，有的则在乡村展开共居实践，规模上也从三四人到一二十人不等。尽管多数共居空间不分性别，但还有为数不多的女性共居空间。为全面了解这些共居空间的运营情况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状态，我们针对我们所关注到的 30个空间，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分空间问卷调查和个人问卷调查两个部分，其中，空间问卷调查主要包括共居空间的基本信息、空间规章制度建设、空间开放及运行、冲突与解决机制等方面；个人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个人基础信息、共居的动机与期待、共居中的互动与冲突、个人收获与反思等方面。 2025年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我们共发放空间问卷 30份，回收26份，其中有效问卷 23份；发放个人问卷 30份，回收27份，其中有效问卷 27份。本报告统计分析基于有效问卷而展开。 共居空间分析0101 这些空间都在哪？ 在所调查的 23个共居空间中，北上广深等传统一线城市占 12个，重庆、杭州、武汉等新一线城市占 6个，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合计占比达 78.3%。另外，大理有 2个，昆明、哈尔滨、安徽黔县各 1个。若从行政层级来看，则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的共居空间占比高达 87%。 这一分布格局表明，青年共居空间主要位于经济活跃、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青年人普遍面临居住成本高、工作压力大、社会关系碎片化等现实困境，而共居空间作为一种兼具居住功能与社会支持功能的存在，为青年提供了一种情感修复、社会连接与自我探索的可能路径。 另外，还有 3个空间位于乡村、1个位于广州郊区。相较于城市中心的共居实践，这些共居空间的出现则暗含了一种尝试和趋势，青年人开始主动逃离内卷和高强度都市竞争，在自然环境、生活成本、文化想象上更具吸引力的地区，重新组织生活与社会关系。 这些空间在什么时候建立？ 从成立时间来看，我们所调查的共居空间整体呈现出近年集中出现的特点，约61%的空间是在近 2年内成立的，其中成立未满1年的空间占到 30.4%。相比之下，成立时间在 3年以上的空间占比约30%，而成立 5年以上的空间比例则不足10%。 这一时间结构表明，共居作为一种居住与生活方式，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青年人所认可和接受，逐渐从个别探索转向了更具规模性的实践形态。 谁居住在这些空间？ 截止问卷调查时间，共有 125位住客居住在这些共居空间中，其中男性51位，占比40.8%，女性 74位，占比59.2%，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这也表明，共居空间可能对女性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其原因或与共居空间所强调的安全感、情感支持与关系密度等因素有关。 从职业状态来看，全职就业的成员占比最高，为43.09%；其次为自由职业，占比 30.08%；兼职 /灵活就业者占比 11.38%；学生和无业 /失业者的比例分别为 8.13%和 7.32%。整体来看，共居空间的主要居住人群集中于劳动市场中的在职青年，同时也吸纳了一定比例处于职业过渡阶段的个体。 统计显示，自各空间成立以来，累计约361位住客先后在共居空间居住过3个月以上。 空间整体运行情况 运营方式上，所调查的共居空间以自组织运营为主，共有 16个占比 69.6%。由正式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或商业组织运营的共居空间数量较少，二者均为 2个，分别占 8.7%；另有 3个空间选择“其他”运营方式，占 13.0%。由此也可表明目前共居空间大概仍以自发式、弱组织化的实践形式存在。自组织模式降低了共居实践的准入门槛，使行动者能够在较少资本投入的情况开展实验性生活实践。 空间治理方面，23个共居空间中，有 7个空间采用房租溢价方式以覆盖公共支出或运营成本。有 10个空间设有主理人制度，调查显示，主理人几乎会介入空间运行的各个层面，其中，招募与入住管理、日常运营管理是每位主理人都会承担的职责。 在维护空间内部秩序与关系方面，主理人同样承担着高强度的高强度的情感劳动与协调性劳动。“调解冲突”、“家务与公共空间维护”的承担比例达到90%。此外，主理人还普遍承担着集体活动组织（80%）、财务管理（80%）、对外联络与品牌管理（70%）、空间愿景制定（70%）等职责，因此，空间主理人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会塑造一个空间的整体气质与运行逻辑。 2025共居生活洞察报告 空间制度建设方面，众多规则中，建立卫生打扫规则的比重最高，86.96%，表明共居作为一种居住类型，住客最为关注的还是卫生水平这些与生活品质直接相关的基础性议题。整体来看，所调查的共居空间在成员角色分工、会议召开规则、决策规则的建设方面则相对较弱。另外，在 19个开放接待沙发客的共居空间中，56.52%的空间拥有沙发客规则。 规则形式与执行效果方面，各空间采用或口头、或明文的形式建立规则，其中，明文形式整体略高于口头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规则的“明文化”并不必然会转化为更好的执行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卫生规则在我们所列的 8项规则里面，执行效果得分最低，明显低于其他规则，表明卫生打扫问题更容易成为共居生活中的一项困扰问题。相比之下，入住与退租流程规则因内容清晰、责任明确，其执行效果得分最高，显示出规则可操作性与执行成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空间具体运营情况 1. 空间开放性与公共属性 23个共居空间中，除1个空间完全不对外开放外，绝大多数空间均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 其中，52.2%的空间属于适度开放；17.4%的空间属于高度开放，访客无需预约；26.1%的空间属于低度开放，以住客内部生活为主。 数据表明，多数共居空间并未完全封闭于私人居住单元，而是保留一定的公共属性，这也反映了不同共居空间在公共性追求与成员意愿之间所做出的现实权衡。 活动举办频次方面，在 19个会公开举办活动的空间中，每月举办3场及以上活动的空间占到 36.85%，处于较为活跃的状态；每月举办1-2次活动的空间占 36.84%。尽管共居空间定位首先是居住空间，但这些空间基本都保持着一定的公共活动强度，甚至部分空间已成为社区的重要节点。 活动举办类型，主题沙龙、手工/餐桌活动、电影放映活动为最常见的活动类型，在19个对外举办活动的空间中，举办比例分别为89.47%、89.47%、78.95%。这些活动相较于艺术展览、户外运动、音乐演出等活动，更有利于推动住客与外部参与者建立连接。在更具内部属性的日常互动方面，集体聚餐成为共居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日常实践。在21个可聚餐的空间中，分别有28.57%的空间每月聚餐次数在5次以上和3-5次。相比之下，52.38%的空间每月会召开集体会议1-2次，而47.62%的空间每年召开集体会议的次数少于12次。这一差异，一定程度上表明，共居空间更多是通过高频的生活实践来维系关系，而非依赖正式的治理工具。 2. 空间可及性、财务透明度与运营可可持续性 对外宣传方面，52.2%的调查空间拥有社交媒体，近一半的空间尚未建立线上传播渠道，这也说明，他们更多依赖于线下关系网络被人所知。 在内部治理层面上，65.2%的空间选择对内部成员公开财务状况，表明多数空间将财务透明作为维系信任、增强成员参与感的重要方式。 空间财务状况方面，共居空间的运行呈现出低盈余、高持平的特点，仅有1个空间表示有所盈余。绝大多数空间（65.2%）处于收支平衡状态，30.4%的空间处于亏损状态。可见，当前共居空间并非以盈利为主要目标，而是以维持基本运转和收支平衡为导向，但同时这也意味着空间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遇到房间空缺、成员流动频繁，空间的可持续性将面临较大压力。 从运营者的主观评估维度看，所调查空间的整体状态和规划平均得分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