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居民财富配置呈现“利率主导、风险轮动”的特征,整体非金融资产占比下行,房产独大格局弱化;金融资产内部呈现“权益类崛起,现金类潮汐”特征。
沃尔克抗通胀期(1979-1987):现金与固收类资产占比飙升,房地产配置先抑后扬。高通胀、高利率环境下,居民偏好现金类资产,债券配置占比上升;房地产受房贷利率飙升抑制,后随利率下降和经济增长回暖而回升。
利率下行大缓和期(1987-2007):金融资产与房地产占比提升,现金存款收缩。利率下行推动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配置比例上升,房地产占比受金融资产爆发式增长挤压,但后期因信贷宽松而快速提升,现金存款占比持续下降。
零利率+QE时代(2008-2015):风险资产与替代收益资产占比上升,现金及固收类资产收缩。零利率和QE政策推动股票、房地产配置比例上升,现金存款和传统债券配置比例下降,高收益债和REITs需求显著上升。
低利率新常态(2016-2021):权益资产占比攀升,退休账户权益配置扩容。低利率环境下,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持续上升,房地产配置受益于低利率和疫情后需求增加而稳步提升,退休账户规模扩大。
激进加息周期(2022-2024):权益资产配置增加,房地产配置先回调后回升。激进加息推动现金存款配置比例下降,股票配置比例显著增加,房地产配置先受利率上升压制而回调,后随经济韧性和低库存支撑而企稳回升。
研究结论:
- 房地产分化加剧,需警惕系统性风险。中国居民对房地产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需关注不同收入阶层和区域的差异,避免调整过程中对低收入群体造成过大冲击。
- 金融资产配置潜力巨大,但需防范波动风险。中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但需防范股市波动风险,推动股市“慢牛”形成可持续的财富效应。
- 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居民对未来财富积累的信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使居民能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金融资产实现财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