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 fsQCA 分析

周立新周汉威屈彩萍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重庆４０００６７） 〔摘要〕本文运用动态ｆｓＱＣＡ分析方法对前４批Ａ股上市的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分析其数字化转型路径，结果发现： （１）技术、组织、环境３个层面７个前因条件均不构成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家族所有权、市场化程度的必要性存在明显的时间变化趋势；（２）驱动专精特新家族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４条，即“市场主导－技术辅助” 、“技术主导－环境支持” 、“去家族化－多要素复合驱动” 、 “家族控制主导”４条驱动路径，其中技术层面的前因条件尤为重要；导致专精特新家族企业非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两条，其中技术层面前因条件全部缺失； （３）时间维度上，各路径在绝大多数年份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空间维度上， “市场主导－技术辅助” 、 “市场主导－环境支持” 、 “家族控制主导”的覆盖度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差异。 〔关键词〕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ｆｓＱＣＡＴＯＥ框架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权技术创新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６. ３；Ｆ４２５〔文献标识码〕Ａ 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中，将“数字化赋能”作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认定标准之一。然而，现实情况是，不少专精特新家族企业仍然因能力不足而无法转型，因成本高昂而不愿转型，或因漫长且“痛苦”的转型过程而不敢转型。因此，引导专精特新家族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引言 ２０２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专精特新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９０％，而８０％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１］，这表明家族企业是专精特新企业的主体。 理论与实践证明，数字化转型是家族企业构建核心竞争优势和持续成长的重要战略［２］。普华永道发布的《２０２１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中国报告》指出，约４５％的中国内地家族企业已制定清晰的数字化转型路线图，但中国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相对滞后［３，４］。专精特新企业是具有市场占有率高、创新能力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等特征的优质创新型企业［５］。理论上，与一般家族企业相比，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质量效益更优，因此拥有更强的数字化转型意愿和能力，其数字化转型程度也更高。同 关于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少数学者运用案例分析、模糊定性比较分析（ｆｓＱＣＡ）方法进行关键因素识别，认为数字技术应用［６］、数字人才培养［７］、政策支持［７］、数实融合［８］等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 关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主要基于资源与能力观、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代理理论探讨家族企业的异质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同研究认为家族系统对企业系统的涉入是家 族企业异质性的重要表现。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正向影响［９］、负向影响［９，１０］或无影响［１１］。少数学者还讨论了创业导向［１２］、组织结构［１３］、危机冲击［１４］等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数字知识并利用数字技术改善产品和服务，促使数字资源有效利用，从而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２）高水平人力资本降低了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学习和转换成本，使其拥有更多的资金与时间参与数字化转型； （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意味着更多的企业员工能够适应数字化的工作环境并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念，具备更积极的组织变革意识［１７］，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 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是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将专精特新家族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对象来考察，从而忽视了家族这一特殊组织对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有关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对外部环境因素的探讨较少。ＴＯＥ框架从技术（Ｔ） 、组织（Ｏ）和环境（Ｅ）３个层面分析企业决策与创新行为［１５］，对本文具有重要的适用性。 １. ２组织层面 家族管理权会影响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 （１）家族经理能够获得家族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等无形资产，相较于非家族经理具有内在优势。由于其独特的学习和知识管理机制［１８］，家族经理更能够整合家族或组织内外的各种资源，以迅速适应变化的环境，一旦识别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市场机会和竞争优势，在强烈的家族使命感、心理归属感和组织认同感的驱动下，家族经理可以推动相关能力提升，并迅速在企业内部形成共识，制定适当的数字战略［１２］，并将资源 分 配 到 相 关 领域； （２）家族经理往往具有较长的职业任期，决策过程中通常更具前瞻性［１９］，对数字化转型失败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２０］，因此家族经理更有可能实施数字化转型；同时，家族经理的长任期和长期承诺也使其更加重视家族声誉与企业形象，选择数字化转型战略是家族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响应服务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号召。因此，随着家族管理权的增加，家族企业更可能实施数字化转型。 本文运用动态ｆｓＱＣＡ研究方法，将家族所有权、管理权纳入组织层面，探讨技术、组织、环境３个层面７个前因条件对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回答单一前因条件是否构成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各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是否存在时间变化趋势？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有哪些？其解释力度在不同年份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的专精特新家族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是否存在偏好？本文研究拓展了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新的视角，也丰富和发展了家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文献。 １研究模型 １. １技术层面 专精特新企业技术层面最典型的特征是“新”，即技术创新。研发强度和人力资本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７，１２］。 （１）数字化转型前期需要较高资金投入，包括购置技术基础设施，投资物联网设备、传感器技术和数据安全技术等，研发强度的加大可以提升技术能力、加快技术成果转化［６］，从而使企业具备更坚实的数字技术支撑；（２）研发强度还代表管理层对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接受能力［１６］，具有较高创新投入的企业更有意愿和能力参与数字化转型。 家族所有权会影响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创业活动。由于非线性、持续时间长和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使企业更难预测其投资回报［２１］，这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常伴随着高风险。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保护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参照点。较低的家族所有权意味着控制家族更关注经济目标而非社会情感财富目标［２２］，更加重视企业短期绩效并倾向于选择保守策略［２３］，因此家族企业可能会较少选择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相反，较高的家族所有权意味着家族成员 人力资本反映了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潜力［１２］，决定了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 （１）高水平人力资本能够使企业高效学习 更重视跨代传承等社会情感财富目标［２２］，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数字化转型［２４］。 １. ３环境层面 专精特新家族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其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不足，往往需要由政府、市场等聚集数字化资源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２５］。政府补助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技术变革的重要政策工具［２６］。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补助不仅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而且有助于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陷入的融资约束困境；另外，政府补助扩充了企业创新资源，缓解了战略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各种风险［２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容错率。 ２研究设计 ２. １研究方法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由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具有复杂因果关系的行为。Ｒａｇｉｎ于１９８７年提出的以案例研究为导向的理论集合方法（ｆｓＱＣＡ）不再强调变量的单一作用，而是通过布尔代数法和集合理论对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多种因素组合对特定现象的影响。传统的ｆｓＱＣＡ研究方法局限于截面数据，缺乏对组态效应时间维度上的考察，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本文采用动态ｆｓＱＣＡ研究方法，选取专精特新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时间、个体效应下的组态关系。 市场化程度衡量了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的国情背景下反映了市场竞争度、产品和要素流通速度以及法律约束力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策与成效。 （１）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意味着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占取先机，风险偏好增强，更倾向于参与数字化转型［２８］； （２）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加速了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提高了企业外部资源配置效率和连通性，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支持；（３）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具备更完善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能够得到充分保护，企业更有动力追求技术变革［２９］，因此更容易参与数字化转型。但也有学者认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增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如市场化程度较高所带来的政府力量弱化可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政策不确定性和风险。 ２. ２数据来源 以前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中Ａ股上市家族企业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３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剔除ＳＴ和∗ＳＴ企业、数据缺失严重和存在异常值的企业。家族企业的判断标准参考单蒙蒙等［３２］的研究： （１）家族（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２０％以上股份； （２）家族（自然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前提下，持股比例超过１０％；（３）若以上两个条件均未达到，但家族持股在１０％以上且不存在持股在１０％以上的第二大股东。最终得到３５２个观测值。 数字经济水平反映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储备、数字化产业生态和市场需求，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支撑［３０］。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不仅提高了数字融合的速度与范围，促成了数字创新网络的连通性［３１］，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还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持和物质基础［２８］，在此环境下，专精特新家族企业往往具备更强的数字化转型动机。 ２. ３变量选取 （１）结果变量 数字化转型：参考赵宸宇等［３３］的做法，利用Ｐｙｔｈｏｎ爬虫技术对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现代化信息系统４个维度９９个数字化相关词频进行统计得到企业在各个方面的转型程度，并利用熵值法计算“数字化转型指数ａ” ；同时，根据年报对数字化关键词的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 描述信息、披露次数等相关内容，采用专家打分法判断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指数ｂ”；最后各按５０％的权重综合，并加１取自然对数得出数字化转型总指数。 市场化程度：借鉴王小鲁等［３７］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测量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 数字经济水平：借鉴赵涛等［３８］的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移动电话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５个方面的指标标准化后降维处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以此测度数字经济水平。 （２）前因变量 研发强度：采用企业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重测量［３４］。 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员工占比测量［３５］。 ２. ４变量校准 采用直接校准法赋予原始数据模糊集合隶属分数［３９］，以所有变量的７５％、５０％、２５％分位数作为校准锚点，分别代表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将原始数据转换成为０到１的模糊隶属数值。同时，为避免变量的案例隶属度恰好为０. ５的组态归属问题，将各隶属度为０. ５的隶属分数加上０. ００１。描述性统计及校准结果如表１所示。 家族管理权：采用高管团队中家族成员比重测量［９］。 家族所有权：采用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重测量［９］。 政府补助：借鉴许玲玲等［３６］的做法，采用巨潮资讯网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数据，搜索“政府补助”项目，手工累加计算得到。 要性变化趋势。图２显示，高数字化转型中，家族所有权２０１６年的必要性一致性水平为０. ７０８，但在２０２３年下降到０. ４５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