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专精特新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李智，周立新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重庆400067） 摘要：基于2016-2022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家族企业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家族管理权的调节效应发生在中介机制的前半段路径，家族所有权对中介机制的前后路径均起到调节作用。进一步讨论企业创新策略发现，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家族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专利量质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家族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更好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为旨在促进专精特新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决策者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动态能力；家族涉入；专精特新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在推动技术进步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中小企业由小到大、由大到强、由强变优，中国政府近年构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该梯度培育中最具代表性的层次。目前，中国已累计培育1.2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3万家，约70%为家族企业。深入研究专精特新“小巨人”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展现的实践与成效，探索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契机引导家族企业走绿色创新之路，不仅对家族企业转型升级与持续成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能为行业与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当前，有关绿色创新前因的文献聚焦于企业外部环境（如政府扶持与补助[1]、环境规制[2]）以及企业内部因素（如企业治理特征[3]）等方面，有关数字化转型后果的文献，则主要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效率[4]、创新[5]、环境绩效[6]等的影响，尚未有研究探讨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家族涉入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最关键的特征，家族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必然会受到家族涉入因素的影响。根据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家族涉入程度越高，企业在行为决策中就越注重规避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损失，可能会导致家族企业缺乏从事绿色创新活动的动机和资源[7]。因此，研究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考虑家族涉入所产生的影响。 为此，本文以2016—2022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引入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以及家族管理权和家族所有权作为调节变量，结合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揭示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企业创新策略、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引致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已有研究尚未关注专精特新家族企业这一特殊群体，本文扩大了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议题的研究对象范围。第二，在研究立意上，本文结合资源观、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将家族涉入引入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中，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作用边界，是对家族涉入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构建了家族涉入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框架，引入了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打开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机制“黑箱”，深化了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丰富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前因和数字化转型后果的研究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组织内部资源与能力是影响家族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然而，家族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资源基础相对薄弱，完全依靠自身实现绿色创新具有较大的压力。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创造了机遇[8]，企业数字化转型被认为是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动力[9]。资源编排理论认为，家族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对资源的动态管理和有效利用，数字化赋能绿色创新实际上是数据资源编排的过程，在提高资源交换、组合和集成效率的同时也释放了数据资源作为绿色价值创造源的关键作用[10]。已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能力、知识溢出、社会责任、业务流程、生产要素配置等途径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11]，社会情感财富、非家族股东治理及股权结构等家族特征也会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6]。 （一）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 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变革，还包括组织结构、文化理念、市场策略等多方面的调整。第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组织变革有助于促进家族企业的部门间沟通和内外部信息交流，改变家族企业保守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态度[12]，增强了家族企业在绿色技术或知识的感知和搜索能力，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意愿。第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弥合信息鸿沟，通过赋能家族企业特有的网络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拓宽资金来源，为积累绿色创新所需资源以及获取外部异质性的知识提供了可能[13]。第三，数字化转型为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加之家族企业组织内部特有的非正式沟通方式、扁平式的组织结构、良好的信任关系等[14]，使得企业内部能形成有效的资源编排能力，加强了绿色创新信息集成与共享，便于合理调配和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闲置资源，优化企业绿色创新资源的配置[15]。第四，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也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信息、技术、资本等关键要素溢出，有效降低跨界搜索和外部合作的交易费用，增强家族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的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共享和高效利用，使得家族企业探索各种异质性知识交叉和技术融合成为可能，有利于拓宽企业在绿色创新领域的知识边界。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在动态环境下开展创新活动的关键是将内生性与外生性资源相结合，有序构建能力与资源聚合体[16]，家族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动态能力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动态能力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根据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代理理论，家族企业为保护社会情感财富不受损失，通常不愿让外部行为者参与决策过程[17]，这使得企业缺乏专业化人才判断市场动态。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依托数字技术精准识别市场需求、提高信息流通性，倒逼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这极大地提升了家族企业的市场感知能力。第二，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和裙带关系导致了“群体思维”出现，企业决策者往往缺乏商业客观性[18]，这使得知识共享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和局限性。而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有利于家族企业从外部获取管理制度、技术标准等显性知识以及技巧、经验等隐性知识，提升了企业新知识的数量、边界和可用性，从而提高企业的知识获取能力。第三，家族企业通常具备较低的组织正规化水平，资源配置效率偏低[12]，而数字化转型可以打破传统模式下的路径依赖，拓宽传统要素边界，从而提高企业的资源重构能力。 家族企业动态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其进行绿色创新活动。一方面，动态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家族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感知能力，增强了企业对绿色创新的信心，提高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主动性。这有利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增量”。另一方面，动态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家族企业更好地识别和把握绿色创新的机会、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增强战略规划和决策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能力，这有利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提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H2b：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三）家族涉入的调节作用 1.家族管理权的调节作用 与非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同，家族企业的家族管理权涉入指的是家族成员担任公司高层管理，参与、执行与监督公司重大战略决策与运行管理[19]。当家族管理权涉入程度较低时，家族治理的人格化特征尚未对企业发展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即家族情感目标与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之间还未呈现“非你即我”的紧张关系[20]。外部管理者的引入，一方面能够约束家族成员谋求私利，保障非家族参与者的合法利益，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缓解两类代理冲突，有效平衡经济与情感目标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影响[21]。另一方面，家族管理权较低的企业更易赢得外部人才的认可和投资者的青睐，有助于家族企业获取知识、技术和信息等外部异质性资源，缓解家族企业人格化特征所导致的资源困境[22]。这些使得家族管理权处于较低水平时，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强，从而进一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产出。 当家族管理权涉入水平较高时，数字化转型的“高风险、长周期、投资高”的特征及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组织变革、道德声誉风险及外部人才引进等后果可能会威胁家族管理者的控制权力和社会地位[23]，导致家族管理者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持风险规避态度，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可能会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及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同时，缺乏绿色创新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家族高管不仅会增加局部搜索，导致企业资源整合与重构的难度变大，也会影响家族企业引入外部专业人才，不利于获取更多外部异质性资源。此外，也较易形成裙带关系和产生任人唯亲现象，导致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增加，降低了家族企业的决策效率。因此家族管理权涉入程度越高，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小，不利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量质提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家族管理权涉入对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该负向调节作用主要发生在前半段。 H3b：家族管理权涉入对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该负向调节作用主要发生在前半段。 2.家族所有权的调节作用 家族所有权是保障家族拥有并控制企业的人格化诉求的合法性基础，被视为家族企业的本质和社会情感财富的集中表现，且所有权赋予家族对战略的控制权[24]。当家族成员持股比例较低时，社会情感财富（SEW）的损失不会对家族造成重大灾难和威胁，家族所有者对SEW的保留动机较弱，相反有更强烈的动机支持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以获取高风险战略决策背后的高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家的战略决策地位也会受到其他股东更多的约束，削弱了家族企业的非经济战略决策动机，有利于企业从事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从而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的提升作用。 当家族成员持股比例较高时，家族式治理的人格化特征逐渐凸显，SEW保存的动机愈发强烈，家族控制和企业短期绩效是家族关注的首要目标。绿色创新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不利于短期财务绩效的改善，并且绿色创新对异质性资源有较高要求，迫使企业持续引入外部人才和管理人员，增加了家族面临决策渡让的风险[25]，因此家族企业对SEW的保存动机使得其减少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另一方面，家族对企业的自由裁量权更大，家族积累社会情感财富的人格化动机会集中体现在其他战略决策上，使得家族可能会减少数字化转型投资。这也意味着企业对外部管理人员、技术、融资渠道、知识等异质性资源的排斥，加剧了家族企业的资源同质性，不利于提升家族企业的动态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家族所有权涉入对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前后路径上均起到调节作用。 H4b：家族所有权涉入对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前后路径上均起到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构建模型（1）~模型（7）依次检验上述假设。 公式（1）为基准回归模型，用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公式（2）和公式（3）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公式（2）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中介变量动态能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