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正采纳或即将采纳更宽松的政策,可能侵蚀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并推高国家风险溢价,例如巴西、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波兰和泰国。新兴市场债券价格对此作出反应:脆弱但改善国家的信用利差显著收窄。2024年前九个月,新兴市场低投资级美元主权债务回报率超15%,而投资级国家回报率不到5%。高收益债券收益率曾一度超过投资级10个百分点以上,但这种情况较为罕见,过去三十年仅发生过三次(1999年、2003年、2009年),且均发生在危机之后。
历史表明,危机后市场风险偏好恢复时,投资者倾向于增加对将从信心上升中受益不成比例的风险较高国家的投资。但此次不同,财务脆弱的经济体推进市场友好改革,而一些较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相反,呈现“双向趋势”。
2023年,阿根廷、厄瓜多尔、埃及等国采取经济改革措施,纠正外汇市场扭曲、控制公共债务增长。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吸取了控制经常账户赤字和积累外汇储备的教训。一些中等收入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健康的宏观经济基础和稳定的国际资本市场关系。
金融全球化和真实全球化存在差异:金融全球化带来波动资本流动,真实全球化促进贸易增长。当前全球贸易增长弱于GDP增长,且未来可能加剧贸易敌对情绪,削弱出口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支撑。这使得出口不再是可靠的增长途径,促使健康国家考虑动用积累的声誉资本支持国内需求。气候转型和国家安全需求将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
脆弱国家正在进行的财政调整目标雄心勃勃:阿根廷计划2024年实现1%盈余,埃及目标为2027年6月5%盈余,土耳其计划2024年降至0.5%盈余。若财政宽松适度、提升生产率,可能不会引起市场担忧。但若全球贸易进一步恶化,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将恶化,市场可能要求更高利率。
相比之下,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决心增加支出。墨西哥2024年预算赤字高达6%,巴西政府努力说服投资者其财政宽松与金融稳定兼容,但市场仍担心其财务状况弱点。全球贸易的未来将决定新兴市场最终形成何种交通模式及是否采纳市场友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