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债务：中国海外主权贷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熊婉婷张家诚孙靓莹* 内容提要近年来有关中国海外主权贷款会促进还是抑制债务国经济发展的国际争议愈演愈烈。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检验来自中国、美国及世界银行的主权贷款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结果发现，中国贷款能显著促进债务国经济增长，但美国和世界银行贷款的效果不佳。机制分析表明，中国贷款具有生产性债务特征，能够缓解国内融资约束，形成生产性投资，与贷款相关的还款压力对债务国而言也是可负担的。相比美国和世界银行，中国贷款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本文为破除“债务陷阱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资本如何促进全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中国海外主权贷款债务可持续性“一带一路”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贷款规模不断增长。作为新兴债权人，中国海外贷款的经济影响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有关中国贷款的负面舆论也成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南南合作”和参与国际债务治理过程中的重大挑战。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系统研究中国贷款如何影响 世界经济*2023年第9期·3·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助于回应国际社会关于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疑虑，为继续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创造更客观的舆论环境。此外，通过对比中国与其他传统债权人在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可以更好地识别中国资本的优势和劣势。 关于中国贷款能否有效促进债务国当地经济发展，国际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重蹈西方投资者20世纪70年代的覆辙，很多投资浪费在无法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白象项目”上（如无人使用的港口等）①。另有观点指出，相比传统债权人，中国贷款对债务国偿债能力考虑得更少，会损害债务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债务可持续性（Onjala，2018）。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贷款存在条款不透明和过于商业化等问题（Gelpernet al，2021）。更为激进的观点甚至把中国贷款看作一种“债务陷阱”，是迫使债务国在无法偿债时做出让步的外交手段（Parker，2018）。 与此相对，也有很多研究认为中国贷款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将中国贷款称为“造血金融”或“龙的礼物”（布罗蒂加姆，2012；程诚，2018）。这些研究认为，中国贷款是填补发展中国家融资缺口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不但融资规模庞大而且具有耐心资本特征，在提高就业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商业活动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Kaplan，2016；Lin and Wang，2017；Munemo，2021）。 尽管关于中国贷款的争论愈演愈烈，但现有讨论还是以定性论述或案例研究为主，缺 乏 严 谨 的 经 验 证 据 支 持。相 关 文 献 更 多 关 注 外 商 直 接 投 资（Foreign DirectInvestment，FDI）和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ODA），很少以主权借贷（Sovereign Lending/Borrowing）为口径开展研究。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缺乏权威可信的官方主权借贷数据，基于新闻报道构建的中国贷款数据库准确性存在争议，而且难以用于债权人之间的比较研究。 此外，现有研究也忽略了主权借贷与官方发展援助之间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官方发展援助概念并不能完全刻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融资合作的真实情况（林毅夫和王燕，2016）。首先，二者资金性质不同，资金供求双方的合作模式也有重大差异，在援助关系中，援助国的角色更为主动，对资金投向有决定权，并且对援助的使用会有很多附加条款，导致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且不一定符合受援国的实际需求（程诚，2018）。而主权借贷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是平等和互惠共赢的关 系。其次，援助和主权借贷在统计中重叠的部分主要是优惠贷款，这部分贷款在中国总体海外贷款中的占比并不大①。最后，仅从资金规模来说，也有必要从主权借贷口径来理解中国资本崛起对世界经济影响。如图1所示，在大多数年份，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海外主权贷款金额都高于其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说明：中国对外贷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中国对外官方发展援助数据来自威廉玛丽大学的AidData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资金接受国只包含中/低收入国家。 在 上 述 背 景 下，本 文 利 用 世 界 银 行 国 际 债 务 统 计 数 据 库（International DebtStatistics，以下简称IDS数据库），收集和整理1995-2019年中国与116个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主权借贷数据，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贷款能否促进债务国经济增长，通过哪些机制发挥作用，并对中国贷款与美国、世界银行等传统债权人的外部贷款做出比较。IDS数据库是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外债信息最全面、最权威的数据来源，其信息主要来自债务国政府向世界银行提交的外债统计报告，工作人员还会把这些信息与来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官方文件进行比对校验。Bunte（2019）认为，基于合并数据库的债权人对比研究容易因为数据统计方法不同而产生偏误，世行数据库采用相同方法统计不同债权人的信贷数据，更适合用来开展对比研究。即使存在某些 统计偏误，只要这种偏误对所有债权人是一致的，就不会影响对比研究的准确性。 参考世界银行的定义，本文把中国海外主权贷款定义为中方债权人对其他国家具有主权信用担保的债务人主体的外部贷款，以下简称中国贷款①。其他国家具有主权信用担保的债务人主体既包括公共部门，也包括由公共部门担保的私人部门。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包括工具变量和双重差分检验在内的多种计量方法，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贷款能够显著促进债务国的经济增长。机制分析发现，中国贷款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债务国的融资约束，而且可以切实形成生产性投资，还款压力对债务国而言也是可负担的。本文还对比了中国、美国和世界银行贷款的表现，发现中国贷款的有效性并不弱于美国和世界银行，而且中国贷款在促进工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本文主要有三方面贡献。第一，从主权贷款的口径出发，从融资、投资和还款三方面深入剖析了中国贷款影响债务国经济增长的机制；第二，在同一数据库和计量分析框架下，对比了中国、美国和世界银行贷款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三，通过事实说明了中国作为新兴债权人在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为正确看待“债务陷阱”争议、客观评价中国资本崛起和破除“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经验依据。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数据与典型事实，第四部分汇报计量方法与结果，第五部分为机制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评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成为很多国家的重要融资来源国。关于中国出口效应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关于中国资本输出影响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Hornet al.，2021）。大部分文献侧重于分析官方发展援助或外商直 接 投 资 的 影 响（张 原，2018；徐 丽 鹤 等，2020；Dreheret al.，2021；许 志 成 和 张 宇， 2021；冯凯等，2022），鲜有文献从主权贷款角度考察中国资本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官方发展援助和主权借贷都是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但不同外部融资方式适合不同发展阶段（杨长江和王宁远，2022）。由于不发达国家投资环境较差，国内市场容量较小，往往难以吸引到足够的外商直接投资，有限的资金也通常会服务于私人资本而非国家利益（讷克斯，1966）。赠款等外部援助没有还本付息压力，更有可能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消费，而非促进资本形成（Templeand Van de Sijpe，2017）。一方面，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外部援助相比，主权借贷可能更适合不发达国家的融资需求。以主权信用为担保的举债方式往往能够降低融资成本，资金使用也可以按照政府统一规划，实现平衡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对主权借贷工具的不恰当使用也可能导致债务过度积压，挤出国内消费与投资（Krugman，1988），甚至引发债务危机。 在中国实践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主权贷款这种独特的投融资形式一直扮演着独特且不可忽视的角色。根据经合组织的分析①，仅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就高达1~1.5万亿美元。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主要原因是基建项目普遍面临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大、投资风险高和回报周期长等挑战，其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援助或外商直接投资满足。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依托过去多年的外汇储备积累和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优势，形成了以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为债权主体、以债务国政府或具有政府信用担保的私人部门为贷款对象、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海外投融资模式。这种投融资方式体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中国在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能够为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大、投资回报率低的项目提供融资，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 虽然国内相关研究较少，但中国海外主权贷款的增长已经引发了国外学者的密切关注。由于中国政府并未公布其对世界各国的债权统计数据，很多国外学者开始基于新闻报道来构建中国贷款数据库，例如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国全球能源贷款数据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对非洲贷款数据库和Hornet al.（2021）的中国海外贷款数据库（简称HRT数据库）等。另一部分学者致力于剖析中国贷款的特征及其与其他债权人的差异。例如，Morriset al.（2020）比较了中国与其 他债权人的贷款条件，发现中国贷款的优惠程度介于世界银行和商业债权人之间。Bon and Cheng（2021）讨论了中国在主权债务重组和减免方面与其他债权人的共性与差异，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加入巴黎俱乐部，但与后者的减债行动有很强的协同性。还有一部分学者讨论了中国贷款对债务国债务风险的影响（Bandiera and Tsiropoulos，2019；Hurleyet al.，2019）。 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不足，现有研究大部分采用基于新闻报道搜集的二手数据，可能存在重复计算、信息不实和跨国可比性差等问题；二是各个数据库对不同债权人贷款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不同债权人对比研究容易因为统计偏误而得到错误结论；三是在讨论中国贷款影响时忽略了其对债务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简单地把贷款额的增加等同于债务风险的增加。为了更客观地看待有关中国海外主权贷款的争议，必须采用更权威的数据和更系统的方法检验中国贷款对债务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的经典话题。很多研究都指出，债务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增长也可以抑制增长。其中一类代表性观点是Reinhart and Rogoff（2010）提出的“债务阈值论”，即一旦债务负担超过一个临界点（如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债务积累就会从促进转为抑制经济增长，甚至引发危机。在这一观点的启发下，大量文献致力于寻找临界点的具体阈值及其影响因素（刘洪钟等，2014；程宇丹和龚六堂，2015）。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只考虑了债务国自身特征对债务-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没有考虑不同债权人贷款在资金性质和有效性方面的差异。换言之，来自中国的主权贷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不同于传统债权人，有必要进行单独的检验。 （二）研究假说 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主权借贷是一种重要的外部融资方式，可以用来缓解国内融资约束。获得资金后，政府会把这些资金用于国内投资，并按照信贷合同履行还款义务。根据债务的生命周期，可以把外部贷款影响债务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分为融资、投资和还款三个渠道。 1.融资渠道。融资约束是制约一国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外部资本是缓解这一约束的重要手段（Domar，1946；Rostow，1959）。对债务国而言，来自某个债权人的外部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