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中美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与治理研究报告

中美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与治理 2026 年 6 月 引 言 2026 年 5 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期间，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自 2019 年 10 月以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共同举办中美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二轨对话，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相关议题共举办了 14 次对话。双方发表了项目阶段性研究报告，并各自发布了三份人工智能相关术语研究报告，不断增进彼此在关键议题上的认知和理解。在中美两国宣布重新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背景下，CISS 人工智能项目组成员结合前期对话交流经验，分别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与合作、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军事领域应用以及虚假信息治理等议题，探讨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应用与治理，为两国人工智能领域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提供相关思考。 目 录 人工智能安全⸺ 中美关系不应忽视的合作议题01◎肖茜 中美如何做大人工智能合作的蛋糕04◎孙成昊 中美通向 AGI 的不同道路比较07◎鲁传颖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中美竞合10◎祁昊天 AI 虚假信息领域的中美合作可能16 人工智能安全⸺ 中美关系不应忽视的合作议题 肖茜 随着外界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的讨论不断升温，当前舆论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关税、贸易以及半导体等议题上。也有观点认为，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将提及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但如果人工智能仅仅被放在技术竞争的框架下讨论，那么中美两国很可能会错失当前为数不多、仍然存在合作空间、且迫切需要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 近年来，美国对人工智能的政策逻辑正在逐渐从“创新治理”转向“战略竞争”。“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的叙事正在主导美国国内人工智能政策讨论。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以及技术联盟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的框架之下加以推进。 的确，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成为一种具有重大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意义的基础性技术。任何国家都不愿在这一领域落后。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项竞争性技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技术。 当前最严重的人工智能风险并不会止步于国界之内，也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应对。无论是 AI 赋能的网络攻击、军事自主系统，还是大规模虚假信息传播，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不稳定因素都可能迅速外溢至整个国际体系。也正因此，人工智能安全应当成为未来中美高层接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国已经多次展现出其在人工智能治理与安全问题上开展国际对话的开放态度。近年来，中国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与治理倡议，强调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保障安全之间实现平衡。同时，中国的科研机构、科学家以及政策专家也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讨论。 然而，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氛围下，这一点往往被外界忽视。今天国际社会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大多聚焦于芯片、算力和基础设施。但在这些热点议题背后，还存在另一个现实：中美专家实际上在持续、认真地就人工智能风险问题开展交流。尽管中美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但过去几年间，由两国科学家、研究人员与政策专家参与的二轨对话仍在低调推进。这些讨论涵盖了从“失控风险”、AI 赋能网 络攻击、AI 与生物安全风险，到术语解释、信任建立措施等多个方面。 我个人在参与这些交流过程中观察到，尽管双方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差异，但许多中美专家对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忧其实高度相似。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些风险已经大到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 中美两国都有责任共同降低人工智能相关风险。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人工智能国家，北京和华盛顿所做出的决策，不仅将影响技术发展的未来，也将深刻塑造全球人工智能风险环境。 由图灵奖得主 Yoshua Bengio 牵头、100 多位 AI 专家共同撰写的最新《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指出了两个尤其值得关注的风险领域。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与网络攻击的结合。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迅速改变网络空间：它降低了复杂攻击的门槛，加速了自动化漏洞发现，并扩大了信息操控的规模。在当前大国之间本就高度缺乏信任的环境中，AI 赋能的网络事件极易被误判为“蓄意升级”。 第二个是人工智能与生物风险。人工智能已经在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显著加速科研突破。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科学家担心，能力不断增强的 AI 系统可能会降低危险生物行为的技术门槛。这种担忧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政府层面，更涉及非国家行为体获得过去仅限国家级实验室掌握能力的可能性。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看到上述风险的发生。这也正是为什么中美维持人工智能安全沟通渠道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风险：系统故障越来越可能被视为“敌意行为”。随着 AI 系统变得更加自主、更加复杂、更加“黑箱化”，各国政府越来越难以区分一次事故究竟是技术失灵、意外升级，还是蓄意攻击。在危机情境中，这种模糊性本身就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度“安全化”技术只会加深不信任，并导致全球创新生态的碎片化。今天，人工智能治理本身正在被全面卷入地缘政治对抗之中。如果每一次人工智能能力突破都被置于零和竞争框架下解读，那么真正需要的安全合作，反而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变得政治上不可行。 更加务实的路径是承认人工智能安全合作本身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中美可以扩大围绕前沿 AI 风险的专家对话，加强重大 AI 事件的沟通机制，推动人工智能 评估与安全测试的联合讨论，并探索军事 AI 领域的信任建立措施。 事实上，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合作基础。过去几年，两国专家已经通过多个围绕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的二轨对话开展合作。科学家与研究人员持续就风险治理和新兴技术威胁交换看法。这些交流或许不会登上新闻头条，但它们的价值在于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技术时代帮助减少误判与误解。在当前许多传统双边互信渠道已经明显削弱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安全是少数仍然存在建设性接触空间的领域之一。 但对华盛顿而言，这同样意味着需要进行某种思维转变。将中国完全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对手，或许能够形成国内政治共识，但也可能压缩双方在共同风险问题上的务实合作空间。并非所有人工智能治理议题，都应当被放在技术遏制或意识形态竞争框架下加以理解。 真正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谁将在人工智能能力竞争中领先。更重要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国，是否能够以足够负责任的方式行动，防止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升级为影响所有人的全球性危机。也正因此，人工智能安全并非中美关系中的边缘议题。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或许将成为检验中美之间是否仍然存在合作可能性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作者：肖茜，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美如何做大人工智能合作的蛋糕 孙成昊 回望过去一段时间，中美技术竞争如火如荼，然而双方也在人工智能合作方面取得了部分积极进展。2024 年 5 月中旬，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轮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就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彼此关切的议题深入交流，标志着中美正式将人工智能议题纳入政府间对话。202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前总统拜登会晤，就确保核武器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达成重要共识，为人工智能军事化问题划定一条重要的“红线”，也为双边乃至全球层面技术风险管控与战略沟通奠定了基础。 特朗普执政后，尽管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激烈竞争，但在 2025 年釜山元首会晤后，两国均表示要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推进互利合作，显示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认为有必要在人工智能这一议题上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协作。 不可否认，当前中美政治氛围下，双方在人工智能与核融合（AI-nuclearnexus）方面实现更深层次、更具体合作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制约。核武器与其他关键战略军备具有高度敏感性，导致双方在短期内难以做到相互公开透明，而军备领域的核实（verification）困难与信任缺失进一步增加对话难度，但中美仍有必要最大程度探索在非敏感领域的合作。在涉军事问题上，中美可以尝试将重点放在如何推广、深化已有原则性共识上，而非立即开展深度军事对话或技术性合作。在非军事领域，中美则有必要在技术风险研判、伦理问题探讨与技术“向善”方面展开对话合作。 在军事领域，尤其是管控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风险方面，中美元首达成的原则性共识为下一步合作奠定重要基础。当前特朗普也正着力打造其“和平总统”形象，为中美在横向、纵向两个方面深化共识提供了契机。 在横向扩展上，中美可考虑往两个方向努力。一是把这一共识向其他核大国推广，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等，逐步将双边共识转化为更具包容性和约束力的多边准则。同时，中美还可以考虑将这一议题纳入联合国等多边框架进行讨论，并在联合国体系内推动发表共同倡议或原则性声明，重申保持人类对于使用核武 器决定的这一核心原则，同时强调必须负责任部署和使用其他军用人工智能。二是中美可以考虑将这一原则进一步向更广泛的战略武器体系延伸，尝试将具备威慑力和巨大破坏力的常规战略武器纳入其中。但关于相关战略武器的定义和适用这一原则的范围需要双方进一步探讨，也可以先从二轨对话开始。 在纵向深化上，中美可在现有共识基础上探讨深化合作的具体路径。例如，在针对核武器系统的风险评估、管控机制上进一步细化，尝试将核武器系统和可能冲突场景拆分为具体部署、决策环节并评估潜在风险点，推动形成更细化、可操作的风险评估与管控框架。还需注意的是，全面禁止人工智能进入核指挥、控制和通信（NC3）系统并不现实，而且双方也需考虑人工智能与核武器体系结合可能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不是全面禁止二者融合。因此，如何确定更多彼此都能接受的“红线”变得尤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二轨外交可作为维系中美沟通的重要补充机制。双方智库、学术界及退役军方人士可以在非正式但制度化的对话平台上，就军用人工智能的风险评估、伦理准则以及危机情境中的决策等议题展开持续讨论。此类交流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摒除政治干扰，保持沟通延续性，也有助于为重启政府间磋商积累政策储备与专家共识。 在非军事领域，中美也可以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首先，中美双方可以聚焦人工智能带来的跨国界风险，并推动形成被更多国家接受的风险分级、分类与评估框架，并共同探索应对之策。无论是技术层面的智能体失控、大模型不可解释性和“幻觉”输出问题，还是应用层面的人工智能生物安全风险、人工智能“赋能”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深度伪造对社会信任体系的侵蚀，这些都是中美共同面对的治理挑战。此外，从风险切入也有助于将中美从彼此防范的“技术竞争者”再定位为“风险共担者”，使中美即使处于“战略竞争”背景下，也能够在人工智能风险评估与管控领域找到共同关切。 其次，中美可以围绕人工智能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开展对话。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劳资关系并改变传统生产模式，越来越多的行业呈现“无人化”和高度自动化倾向，这既可能提升生产效率，也可能造成结构性失业风险。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提升人民生活，而不是加大社会资源分配差距，如何通过教育改革、 技能转型和数字基础设施普惠化等政策安排提升公众对技术变革的适应能力，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中美率先推进此类对话也能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思路参考。 再次，中美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为全球公共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在气候治理领域，人工智能可用于灾害预测、极端天气模拟和应急响应；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有望被用于辅助冲突调解、维和部署优化与危机预警；在全球发展领域，通过推动开源技术和基础算法共享，也将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南北技术鸿沟。因此，中美可以依托现有联合国框架，将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合作嵌入多边议程中，推动在气候监测、灾害管理、公共卫生预警系统、农业智能化、跨境传染病预测、基础教育数字化等领域的技术合作试点，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服务全球公共利益的工具。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不仅能够展现人工智能技术的正面价值，也有助于在两国“竞争激烈”的技术领域注入合作因素，改善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