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浏览器禁用了JavaScript(一种计算机语言,用以实现您与网页的交互),请解除该禁用,或者联系我们。 [大公信用]:能源安全观察①|中国石油安全的韧性——基于“霍尔木兹海峡经验”的分析 - 发现报告

能源安全观察①|中国石油安全的韧性——基于“霍尔木兹海峡经验”的分析

2026-06-12 大公信用 陳寧遠
报告封面

文/李紫嫣 摘要 2026年初,一场波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冲突对全球油气市场形成巨大冲击。得益于中国石油安全的缓冲结构,中国能源体系在此次压力测试中保持总体稳健。本文从战略石油储备、供应多元化与需求侧结构性优化三层缓冲展开分析。战略储备方面,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可用天数远超国际能源署90天安全红线,且正处于扩容期;供应端,进口来源已分散至49个国家,陆上管道提供了绕开海上咽喉的替代通道;需求侧,交通电动化与能效提升正在形成结构性减量效应,石油消费增速持续放缓。虽每一层缓冲都存在局限性,但三层缓冲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从短期到长期的递进式安全架构。 正文 2026年初的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冲突相当于一场未经预演的全球能源压力测试。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估认为,其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实际冲击强度已达到两次石油危机叠加的影响水平。国际油价最大涨幅逾60%,多个经济体陷入能源成本危机。中国能源体系何以保持总体稳健?本文从战略石油储备、供应多元化与需求侧优化三个维度,分析中国石油安全的韧性。 一、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石油贸易的咽喉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航运通道,在国际海运体系中拥有极高战略地位。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25年全球约25%的海运石油经由该海峡外运。就单一通道而言,其石油运输量仅次于马六甲海峡,位居全球第二。 从出口端看,海峡连接的波斯湾产油国构成了全球石油供应的核心地带。2025年,海湾各国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含凝析油)日均1,495万桶,成品油日均493万桶,合计接近2,000万桶。其中,沙特阿拉伯是最大单一出口国,日均出口623万桶,占海峡总出口量的近三分之一。 从目的地看,亚洲是海峡石油的绝对流向。2025年,海峡原油出口中,中国日均接收460万桶,印度210万桶,其他亚洲国家合计620万桶,三者合计1,290万桶,占海峡原油出口总量的86%以上。成品油出口的亚洲流向同样显著,中国日均80万桶,印度70万桶,其他亚洲国家210万桶。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占比有限。 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关乎中国石油进口的战略安全。2025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达5.78亿吨(日均约1,160万桶),其中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约占进口总量的40%。据IEA测算,现有可绕行海峡的陆上替代管道运力介于每日350万至550万桶之间。即便全部启用,也仅能替代海峡流量的18%~28%,且这些管道并非全部通往中国。2026年初,一场波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冲突将上述风险从假设推向了现实。根据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石油经研院”)预测,“十五五”时期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预计稳定在70%左右。尽管对外依存度趋于平稳,但70%的高位依存度并未根本改变,我国能源安全缓冲体系仍需持续完善。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IEA)基于Kpler航运数据分析 二、中国战略石油储备 战略石油储备是石油安全的第一道核心防线,具有多重功能:在供应中断时释放库存以填补缺口,为进口渠道切换、需求调节和外交斡旋争取关键缓冲窗口;在油价剧烈波动时平抑市场恐慌;在常态下构成能源谈判与外交博弈的战略筹码。战略储备的规模与释放效率直接决定了国家应对突发能源危机的短期承压能力。 (一)中国石油储备体系 石油储备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清晰的制度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确立了“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相结合,实物储备和产能储备、矿产地储备相统筹” 的储备体制框架,为石油储备管理提供了顶层法律依据。根据《能源法》相关规定,政府储备包括中央政府储备和地方政府储备,企业储备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和企业其他生产经营库存。 专门针对石油储备的《国家石油储备条例》自2016年征求意见后仍在制定过程中。以该条例草案为基础,我国石油储备体系可划分为“政府战略储备+企业义务储备+企业商业储备”三层架构1。其中,政府战略储备对应《能源法》中的政府储备,是核心压舱石,由国家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适用于战争、重大自然灾害或国际石油供应严重中断等极端情形。企业义务储备对应《能源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构成第二道防线,原油加工企业和成品油批发企业须保有与其经营规模匹配的最低库存量。企业商业储备则对应法律框架中的企业其他生产经营库存,属于市场化补充,企业在满足法定义务储备之外,可根据价格信号自主增减库存。 “十五五”规划纲要在能源安全领域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强化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协同,提升国家石油储备规模,建设石油储备重大工程。我国石油储备体系将逐渐从制度架构走向能力落地。 (二)中国石油储备规模的估算与国际比较 中国石油储备的精确规模属于国家机密,但多家国际机构的交叉测算提供了可参照的区间。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估算,截至2025年12月末,中国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约13.97亿桶(政府持有约3.6亿桶+国有石油公司持有约10亿桶),居全球第一。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估算与EIA基本一致,为约14亿桶,可满足约180天的净进口需求。大西洋理事会的测算更为乐观,认为可用天数2接近200天;横向对比,日本储备可用天数约254天,韩国约208天,中国储备天数已稳居亚洲第一梯队。综合各方数据,中国原油总储备规模已超过国际能源署(IEA)规定的90天安全红线。 数据来源:日本政府、韩国财政部、大西洋理事会测算数据 (三)中国石油储备的系统扩容 2026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与项目的密集落地,表明储备建设已进入提速周期。 政策层面,储备扩容的制度通道已全面打开。《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首次在法规层面明确“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参与油气储备库投资建设”,管理范围从天然气扩展至油气全领域。同期,国家能源局在2026年度工作部署中提出建设“储备调节灵活可控”的现代化油气产业体系。 建设层面,新一轮扩容已全面启动。据路透社报道,中石化、中海油等央企规划在2025至2026年间于全国11处地点新增至少1.69亿桶原油储存容量,截至2025年10月初,已有约3,700万桶容量建成投用。而2020至2024年五年间累计新增约1.8至1.9亿桶,近两年规划增量已接近此前五年的总和。 行动层面,进口量的激增为扩容提供了直接佐证。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原油累计进口量达14,684万吨,同比增长8.9%。业内普遍判断,进口增量的相当部分用于战略补库。中国在高油价时期仍维持较高进口强度,反映出储备补充的刚性需求。 (四)储备主体的多元化 储备容量的扩展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同步推进。过去,石油储备主要由中央政府主导、央企执行;而现阶段,民企入局与央企专业化运营并行,储备体系正向多元主体协同演进。 在民企层面,商业储备的组织化通道初步建立。2025年5月,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商业储备分会在济南成立,其主要职能为组织民营企业参与商业储备,补充国家储备体系。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对价格信号更敏感,在低价补库、快速响应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在央企层面,储备运营的专业化程度逐步提升。中石油成立中石油(北京)商业储备油有限公司,致力于原油储备库建设和炼化业务升级;中海油成立中海油石油商业储备(雄安)有限公司,着眼于雄安新区发展及大榭商储项目推进。央企通过设立专业化子公司,将商业储备独立运营,有利于提升效率和明确责任。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石油储备中民间储备占总量四成左右3,韩国也建立了政府与民间的联合储备机制。中国当前民企参与储备尚处起步阶段,未来有望成为石油储备的重要补充力量。 三、石油供应多元化与通道替代 战略储备是应对短期中断的第一道防线,但储备释放后的补库需要外部供应恢复和内部供应增加作为前提。在储备与最终需求之间,进口来源与运输通道的弹性构成了中间缓冲地带。供应多元化通过分散布局应对单一风险的暴露,而非在危机发生时提供绝对量的对冲。 (一)进口来源的分散 近年来我国原油进口来源格局大体稳定,但集中度持续下降。据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达5.78亿吨,同比增长4.4%,来源国扩展至49个。前十大直接来源国合计占比约85.8%,其中俄罗斯占17.4%、沙特阿拉伯占比达14.0%、伊拉克占比11.2%。从区域分布看,中东仍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地,2025年合计占比约42.3%,但较十年前已大幅下降;以俄罗斯为主的欧洲地区占18.2%;亚太地区(含转口)占14.6%;南美洲占11.4%;非洲占9.8%。相对分散的板块布局使得任何一个来源区域的中断都不会形成对进口总量的全局性冲击。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SCI99 (二)陆上通道的替代作用 据多家行业智库分析,管道运输约占我国原油总进口量的10%。虽在货运量中占比有限,但因其提供了完全绕开霍尔木兹、马六甲等海上咽喉要道的确定性,在地缘危机中的战略价值远高于其实际运量占比。我国陆上原油通道主要包括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和中缅油气管道,合计设计年输油能力可达7,200万吨,约占中国2025年进口总量的12.5%。 2026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签署过境运输补充协议,将经中哈管道过境的俄罗斯原油年输量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进一步释放了中哈通道的跨境联运潜力。同时,得益于管道设计储备和跨境调度机制的完善,中哈、中缅管道在极端断供情景下仍具备一定输量潜力,可在海上通道受阻时争取关键的应急缓冲窗口。 (三)国内稳产的兜底作用 除进口来源与运输通道的多元化之外,国内原油产量是最基础的兜底防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2.16亿吨,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1.5%,连续六年稳产2亿吨以上。在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推动下,原油产量从2020年的1.95亿吨稳步升至2.16亿吨,实现“五连增”。 从产能支撑来看,三大主力油田共同筑牢了国内稳产的核心基石。大庆油田通过三次采油技术,2025年产量突破1,000万吨,连续24年稳产千万吨以上;长庆油田原油产量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水平,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页岩油生产基地;塔里木油田超深层油气开发持续突破,油气产量稳产在3,300万吨以上。作为重要的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开发进入规模效益开发新阶段,2025年产量达770万吨,较2018年增长8倍,正从战略接替转变为现实增量。 (四)供应多元化的局限性 供应多元化的局限性同样需要正视。在物理与技术层面,四重约束同时存在。 第一,陆路运力空间有限。三条主干管道最大合计运力约占进口总量的八分之一,无法替代全部海运。海运仍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九成以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地位无法被完全绕开。 第二,国内增产空间有限。2亿吨产量平台虽稳固,但主力油田已进入递减期,页岩油规模化尚需时间。国内增产无法成为应对进口中断的主要依赖。 第三,原油品质结构匹配难题。进口原油按炼厂装置设计适配不同品质,当某种品质断供时,替代来源只有提供相同品质才能形成有效替代。中国炼厂正在推进“减油增化”的结构转型,对中重质原油的偏好上升。品质匹配问题在常态下不显著,但在危机中可能成为制约因素。 第四,转口贸易的稳定性存疑。马来西亚(2025年进口量约占11.1%)等渠道在中国进口中占一定比例,其中相当部分为伊朗、委内瑞拉等受制裁国家原油的中转贸易。这一路径提供了贸易灵活性,但中转环节易受第三国政治立场与监管政策影响,在极端情景下存在不确定性。 四、石油消费的结构性优化 战略储备和供应多元化均为应对外部供应中断的手段,前者以存量换时间,后者以分散降概率。然而,只要对外依存度仍处于高位,外部风险就无法完全消除。降低这一依存度,除了提高国内供应外,需求侧的结构性优化至关重要。石油需求削减可依据作用机制分为四个层次:节流为在存量市场持续压降油耗,为技术替代争取时间窗口;换道通过交通电动化实现技术路线切换,与节流形成双重压缩;换料破解化工原料的刚性需求,降低进口依赖;换底则通过经济结构转型,从根本上降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 (一)能效提升与油耗标准收紧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