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消费与经济集聚：来自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证据
信息消费与经济集聚：来自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证据 邱志萍 （东莞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东莞523106） 摘要：在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背景下，信息消费有望成为实现经济集聚的重要抓手，对优化中国经济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3年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实证考察了信息消费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和传导机制。主要结论为：通过平行趋势、异质性处理效应、安慰剂等有效性识别检验可知，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且该结论经过替换估计方法、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替换关键变量、剔除特殊样本、排除空间溢出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扩大市场潜能和促进信息产业集聚来实现经济集聚；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非东北地区、南方地区、非省际交界区、商业魅力型、较好营商环境、较强人力资本等城市的经济集聚，并显著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集聚。 关键词：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经济集聚；多期DID模型；市场潜能；信息产业集聚；中国 中图分类号：F49；F12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221（2026）07-1289-15DOI：10.13284/j.cnki.rddl.20260153 注意的是，依托互联网平台、新一代信息技术、信息产品与服务，信息消费实现了蓬勃发展，且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行为和经济生产布局（梁怡欣等，2023；薛飞等，2025）。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新华社，2022）。2024年中国政府就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做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新华社，2024）。中国政府始终重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以形成更合理、更高效的经济集聚格局，这与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经济集聚问题相契合。围绕着劳动力共享、资源匹配和学习等微观机制，现有研究系统考察了经济集聚的理论机制 、 测 算 、 影 响 因 素 等 问 题 （邵 帅等 ，2019；McCann & Van Oort，2019）。尽管一些学者发现互 联 网 、 信 息 与 通 讯 技 术 直 接 影 响 经 济 集 聚（Gokan et al., 2019；安同良等，2020；Jiang etal., 2023）， 但 具 体 的 作 用 方 向 尚 存 较 大 争 议 性（Leamer &Storper, 2014；曹玉平，2020）。值得 为 进 一 步 扩 大 国 内 有 效 需 求 和 推 动 消 费 升级，2013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产品供给、信息消费需求、公共服务信息化、信息消费环境和支持政策等方面提出要求（中国政府网，2013）。中国工信部随 后 开 展 了 国 家 信 息 消 费 试 点 建 设 工 作 ，在2013和2015年先后公布了68和36个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2022年《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指出，加快培育新型消费 ， 扩 大 服 务 消 费 （中 国 政 府 网 ，2022） 。 可见，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不仅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的推进路径，而且建立申报遴选、建设引导、 力、信息产业优化升级等内容，建立促进信息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可见，该文件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实施指明方向，明确了信息消费在市场潜力挖掘和信息产业布局中的关键性作用。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拓宽了信息消费群体，显著提升了信息服务领域的消费，带动信息产业变革和消费者需求转换（薛飞等，2025）。信息消费不仅推动了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和市场潜力开发，而且有效增加了信息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加快了数字信息产业集聚发展（吴琦等，2025）。可见，从供需视角看，信息消费将信息产业供给和消费市场需求相联系，在冲击传统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影响经济集聚格局。 动态管理等实施机制。该试点政策旨在通过促进信息消费来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带动消费升级、产业转型、生活质量改善。同时，该试点政策有利于带动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企业布局，吸引各类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深刻影响 经 济 集 聚 过 程 （刘 刚等 ，2024； 王 辉等 ，2024）。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从微观和宏观2个维度实证考察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在宏观层面，一些研究发现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不仅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徐梦周等，2022）和创业活力（王辉等，2024；程中海等，2024；刘刚等，2024），而且提升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绩效（李强等，2024）和推动了旅游经济发展（徐庆勇等，2026），有助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闫晨等，2023；薛飞等，2025）， 进 而 助 力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 韩 律等 ，2023）。在微观层面，一些学者发现信息消费试点 政 策 不 仅 能 提 升 居 民 消 费 水 平 （吴 琦等 ，2025），而且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韩律等，2025；Wang & Guo, 2025）和数实技术融合发展（申志轩等，2026），并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刘毛桃等，2025）。此外，一些学者还考察了中国信息消费和数字消费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毛璐璐，2024；程刚等，2025；张学良等，2025），并重点关注资本、人口等要素集聚对消费的影响及机制（罗艺婷等，2023；蔡郑宇等，2025）。然而，上述研究仍存在2点局限：1）忽视了消费与集聚的潜在影响；2）未探讨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进一步地，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集聚不再只是传统的实体企业的空间集聚形态，还应考虑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平台的线上虚拟集聚（Tan & Xia, 2022）。事实上，信息与通信成本同样对微观企业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集聚的形成机制（Gokan et al., 2019）。然而，中国区域信息消费水平呈现典型的非均衡特征，不仅在各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性有所扩大，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毛璐璐，2024；张学良等，2025）。同时，由于中国信息技术和数字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平等性，在互联网的引力机制作用下，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正趋于集聚（安同良等，2020）。可见，非均衡的信息消费引发消费空间的集聚化发展，进而对区域经济集聚格局产生潜在影响。此外，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不仅从需求侧实现了消费市场潜力的提升，而且在供给侧提升了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闫晨等，2023）。同时，该试点政策有效吸引各类生产要素 集 聚 ， 不 仅 促 进 本 地 创 业 发 展 （王 辉等 ，2024），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城市企业布局，有助于形成相互影响的集聚形态（刘刚等，2024）。基于此，提出假设H1：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集聚。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3—2023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跨期DID模型，识别信息消费与经济集聚的因果影响及传导机制。以期明确信息消费与经济集聚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为实现信息消费赋能经济集聚提供可行的政策指导。 1.2信息消费、市场潜能与经济集聚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意见》提出了实现信息消费市场健康活跃的目标，旨在进一步释放各类信息消费的需求，包括拓展新兴信息服务业态、丰富信息消费内容、拓宽电子商务发展空间。201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明确强调要加强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充分挖掘国内消费市场潜能 1.1信息消费对集聚经济的影响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型消费模式，信息消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前提，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进行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活动（张学良等，2025）。2013年《意见》围绕挖掘消费潜力、增强供给能力、激发市场活 （中国政府网，2017）。可见，相关政策指导意见已从需求层面阐述了市场需求的重要性，明确了信息消费政策扩大市场潜能的目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信息消费模式打破了产品销售及消费活动的时空限制，扩大了产品供给范围的同时，也满足了小众市场的异质性消费需求，由此形成的“长尾效应”能在最大程度上释放国内市场潜能（李强等，2024）。同时，信息消费拓展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释放了网络外部性，产生需求方规模经济，从而有效扩大市场需求规模（程中海，2024）。由此，从需求侧看，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战略方向，实现智能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升级和信息技术革新，进一步优化信息产品的生产流程、服务模式，最终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和 激 发 市 场 潜 能 （韩 律等 ，2025）。 息消费相关的要素集聚，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信息产业集聚区域。 作为集聚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信息产业集聚强化了信息产品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的生产联系，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增加信息产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为经济集聚提供重要驱动力。已有研究指出，一个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有利于基础设施共享，放大集聚的外部性，吸引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在本地集中（Liu & He，2024）。信息产业集聚能形成有效的外部性效应，引发更多的信息要素集聚，带动信息技术变革和网络基础设施优化完善。此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推动数据信息的大量传输与快速扩散，越有可能使知识溢出的局域性超越知识溢出的全域性，从而增强空间经济集聚的向心力（曹玉平，2020）。受限于空间不平等的数字资源和信息技术，中国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引力效应进一步加强了集聚形态的经济地理格局（安同良等，2020）。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逐步强化了信息产品生产制造与服务环节的联系，在空间上形成产业集聚形态，以知识溢出效应和高附加值优势提升单位面积的产出价值。据此，提出假设H3：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信息产业集聚来实现经济集聚。 另外，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市场潜能通过货币外部性作用于经济增长效率，通过消费能力反馈于企业集聚的需求联系，并成为空间经济集聚的重要机制（刘修岩，2014）。一个地区市场潜能越大，越有利于吸引优质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容易引发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从而提高经济集聚程度，也由此扩大地区之间的差距。相关研究证实，市场潜能是微观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机制，也是中国经济集聚的重要驱动因素（Yuet al., 2016；兰秀娟等，2021）。同时，中国市场潜能始终存在空间差异性特征，也导致要素及产业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最终推动经济地理格局趋于集聚。据此，提出假设H2：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激发市场潜能来促进经济集聚。 2方法与数据 2.1实证模型 为 准 确 识 别 信 息 消 费 与 经 济 集 聚 的 因 果 关系，借鉴徐梦周（2022）、王辉（2024）等的做法，采用多期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设定为： ECAGit=c+ICPPit+CVit+i+#t+ϵit（1）cii#ttϵitCVitECAGittiICPPitti式中： 表示常数项；表示城市 固定效应；表示年份 固定效应；表示随机误差项；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经济集聚的控制变量向量；为对应待估系数向量。为 年城市 的经济集聚水平；为 年城市 是否成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 为对应待估系数，且预期为正。 1.3信息消费、信息产业集聚与经济集聚 《意见》从供给侧出发，提出要增强供给能力、加快信息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终端产品的创新、增强电子基础产业创新能力、提升软件业支撑服务水平、提升电子基础产业的技术水平等措施。可见，国家信息消费政策的目标还包括促进信息产业集聚，通过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和促进信息技术变革，为信息消费发展提供有效充分的信息产品与服务（王辉等，2024）。依托政策红利的支持，信息消费发展能实现共享网络基础设施及信息系统资源，不断提升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