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高影响力中国企业科学家研究项目》研究报告

目录 第一章 研究背景02 国家战略：从工程驱动到科学策源的战略转向02国际比较：主要国家科研主体分工的结构差异05战略识别：中国企业科学家群体的价值定位60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12 企业科学家的定义与研究对象范围12研究视角与总体研究框架14数据来源、研究边界与研究限制说明15企业科学家评价的方法论基础与核心指标17 第三章企业科研的总体情况分析20 中国企业科研文献产出的总体情况20中国企业科研影响力与发文量的关联特征23中国高科研水平企业的行业分布与企业属性25国际同行企业科研布局比较29与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的对比分析31 第四章企业科学家的总体情况分析34 中国企业研究者群体规模与结构34高影响力企业科学家的群体规模与结构42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战略启示：中国企业科研体系的关键趋势与未来方向 49 中国企业科研体系发展的核心研究发现49企业科研体系建设启示：夯实企业面向前沿创新的系统性能力51科研生态与政策启示：完善企业深度参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支撑53项目展望：企业科学家研究的持续化建设与方法拓展55 索引表58 第一章研究背景 国家战略：从工程驱动到科学策源的战略转向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已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一的技术应用比拼，转向基础研究能力、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的系统性较量。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凭借“工程师红利”和强大的工程实现能力，在技术追赶和规模化生产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面对国际技术封锁加剧、前沿科技竞争白热化以及国内高质量发展对自主创新的迫切需求，单纯依赖工程能力已难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中国企业研究者从“工程师”向“科学家”转型，强化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命题。本节将从政策牵引、时代要求和体系跃迁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中国企业从工程能力迈向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背景与逻辑必然性。 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方面，政策导向愈发明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2025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6%，连续4年突破万亿元，基础研究投入首次超过千亿元，占比达9.4%，在6G、量子通信、可控核聚变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成果3。 政策牵引强化企业基础研究主体地位 近年来，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持续强化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政策牵引体系。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这一讲话精准定位了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基点作用。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1中，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2026一2030年)规划纲要》2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持续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并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 从国家创新体系看，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是提升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企业在识别关键共性技术问题策源突破式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用导向基础研究要求从市场需求、工程需求中提炼科学问题，而企业是距离市场和工程最近的主体，了解产业难点和痛点，提炼的基础科学问题更具针对性、更具应用前景。因此，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问题识别中的作用，有助于凝练更多应用导向的真问题、好问题。 在具体的政策工具与财政支持层面，国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倾斜。在税收激励方面，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已提高至100%并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4。在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5提出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持续支持“两重”建设、“两新”工作等，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此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也是政策牵引的重要方向。政策强调要建立允许试错和宽容失败的选题和评价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项目，并构建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允许创新过程中的试错，打造宽松的社会创新氛围和容忍失败、激励长周期研究的制度环境。学界指出企业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主动对接和利用全球科研成果的关键一环。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而企业正是按照市场机制配置研发费用，具有优化流动方向与配置结构的天然属性。同时，企业研发费用的限制性条件较少，使用更加便捷、灵活，监管和交易成本较低，能够最大限度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这一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标志着国家正通过系统性的制度供给，牵引企业从应用型研发向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拓展。 从科研人才分布的结构性矛盾看，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高度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南方周末科创力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企业R&D人员占全国R&D人员总数的73.9%，但企业基础研究人员的全时当量仅占全国基础研究人员的3.1%。这一巨大反差说明，绝大多数基础研究人才仍然聚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许多顶尖科学家长期在高校从事理论研究，其成果往往停留在论文阶段，缺乏进入产业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能力。真正的产业发展困境，如工艺瓶颈、关键材料“卡脖子”等，往往处在“工程科学”的交界地带，而非纯粹的理论推导环节。只有让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顶尖科学家深入企业一线的真实问题场景，将科学方法引入工程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链条。 从企业自身的研究活动看，尽管近年来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规模持续扩张，但基础研究占比仍然偏低。数据进一步指出，2025年入库企业研发投入合计达2.71万亿元但其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足8%，远低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企业15%-20%的水平。在研发人员方面，5309家企业披露的研发人员共计388.35万人，但企业基础研究人员的全时当量仅占全国基础研究人员的3.1%。这表明，当前企业研发活动仍高度集中于试验发展环节，基础研究人才和投入的双重短缺，成为制约企业从工程能力迈向原始创新能力的深层瓶颈。 发展阶段跃迁推动科学发现转向 过去四十年，中国企业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工程实现能力之上。依托“工程师红利”和规模化制造优势，中国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技术追赶和产业扩张。然而，随着国际科技竞争加剧、关键核心技术约束增强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升级，单纯依赖工程化能力和逆向追赶模式已难以支撑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企业正在从以工程实现为核心的追赶型发展，转向以科学发现、原始创新和前沿突破为支撑的引领型发展。 创新体系升级加速企业策源转型 从企业发展阶段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国企业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实现技术进步，技术开发以逆向工程为主，较少开展基础研究。但随着企业发展、人力成本上升和国际形势变化，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需求愈发迫切。部分科技领军企业已进入“无人区”，函须寻找未来方向、为可持续发展做好技术储备，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强化基础研究来加深对客观事物、现象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开拓新的知识领域、发现颠覆性创新的机会。与此同时，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企业更加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来突破技术瓶颈。从“逆向工程”转入“正向设计”，要求企业厘清技术底层原理、有能力解决或合作解决背后的科学问题，这必须倚赖于基础研究。 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并非静态固定，而是伴随国家战略需求演进、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和企业自身能力提升而持续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不断跃迁，逐步从“技术应用执行者”转向“技术开发主体”，再到“技术创新主体”，并进一步迈向当前更加突出前沿研究、原始创新和产业引领功能的“科技创新主体”。 第一阶段：从“自力更生”到“技术开发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工业基础薄弱，长期处于西方技术封锁的严峻国际环境中。这一阶段，“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国家破局的必然选择，企业主要扮演技术吸收与应用执行者的角色，核心任务在于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工程化和国产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国家科技政策开始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旨在通过制度设计破除“研究一开发一产业化”的价值链断层。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正式确立了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主体定位。 第三阶段：从“技术创新主体”到“科技创新主体”。2020年以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重构，关键核心技术封锁与产业链安全风险日益突出。2020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2中，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明确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表明其在科学研究领域也被赋予重要职责。2023年4月，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13，企业被确立为推动基础研究纵深发展，并牵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实现深度耦合的核心主体。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14。2024年中国企业500强数据显示，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4.89%，发明专利数量同比增长19.67%，折射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向“新发力的探索15。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该会议上指出，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和战略前沿领域布局，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在政策持续加码的推动下，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4亿元，占比9.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16。这一系列政策部署表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已从战略共识走向制度落地，企业正在从技术创新的“参与者”转变为科技创新全链条的“主导者”。 第二阶段：从“技术开发主体”到“技术创新主体”。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8明确将“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作为重要内容提出。自2006年起，国家出台的《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9《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一2020年)》10等政策文件，均提出“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张璐等，2026)。至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11进一步提出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协同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基本确立。 这一跃迁的本质差异在于，传统“技术创新主体”更多聚焦于既有技术的应用转化、渐进改进、工程实现和商业化落地；而“科技创新主体”则对企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双重使命，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原始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由此，企业需要实现角色重塑，从技术应用者和技术改进者，进一步跃升为基础研究的探索者、新方法新原理的提出者，以及未来产业方向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