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会者信息:无 2026输入型通胀路径研判与央行货币政策应对框架 摘要 ●地缘冲突推升油价中枢至100美元+,带动中国PPI预计于2026年7月冲高至5%以上,形成新一轮输入型通胀。●本轮通胀呈结构性特征:PPI快速冲高但CPI传导受限于内需疲弱,基准情形下CPI高点难破2%,不触发央行加息。●央行应对框架以“以我为主”为核心,2026年7月PPI见顶前为压力攀升期,总量宽松工具(降准降息)大概率暂停。●金融渠道显示外资正积极流入人民币资产,央行倾向增强汇率弹性,人民币温和升值将作为自动稳定器对冲通胀压力。·资产配置逻辑:CRB-PPI剪刀差扩张支撑股市分子端盈利,长债收益率在通胀初期面临30-50bp调整压力,但空间受限。·风险提示:若油价持续超120美元导致PPI于2027年见顶或呈M顶,将限制总量宽松空间并引发债市二次调整。 Q&A 在当前全球地缘冲突导致油价中枢维持高位、中国PPI由负转正并可能持续上行的背景下,央行在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时面临哪些政策取舍,尤其是在经济呈现K型分化、传统经济部门信贷需求偏弱的情况下? 当前输入型通胀压力下,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多重目标的权衡。历史上,全球经济演进存在一个规律性模式:危机发生后通常伴随全球流动性放松和财政货币双扩张,经济随之繁荣但呈现K型分化复苏,贫富差距与内外部矛盾加剧,最终可能以地缘冲突爆发收场,全球进入滞胀与衰退阶段。例如,科网泡沫后的伊拉克战争、大流行后的俄乌冲突,以及2023年美联储降息后经济K型分化与2025-2026年美伊冲突的出现,都遵循了相似的逻辑。当前,美伊冲突已将油价中枢从约60美元推高至100美元以上,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取得进展,但油轮通行量仍接近于零,预计未来两个季度油价将维持高位。这导致中国PPI 在连续41个月负增长后,于2026年3月转正,4月大幅回升,预计到7月份可能上行至5%以上。输入型通胀向国内传导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贸易渠道:通过CRB指数向中国PMI采购价格指数、PPI,最终向CPI传导。二、金融渠道:全球流动性宽松时期,部分国际资本流入推高国内资产价格。三、货币派生渠道:出口高增形成大量贸易顺差,商业银行为结汇需卖出美元,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购入美元、投放人民币,形成外汇占款,从而扩张基础货币。近期央行资产负债表已反映出此现象。PPI向CPI的传导效率关键取决于内需。若内需强劲,CPI将面临显著上行压力;若仅外需强劲而内需疲弱,传导风险则相对可控。初步判断,若油价在120-130美元区间遭遇压力后渐次回落,对CPI的压力将不会特别大,央行加息的概率较低。然而,若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可能导致PPI在2026年三季度出现二次上行,峰值或低于7%(历史平均接近9%以上),但仍可能带动CPI在四季度被动升至5%以上。届时,央行货币政策由极度宽松向稳健转型的可能性将增加,虽然加息仍是困难选项,但边际收紧流动性的压力会逐渐增大,市场对流动性的预期也将发生变化。 与2000年以来的四轮典型输入型通胀相比,当前这一轮通账在驱动因素、演化路径和宏观背景上有何显著不胃,这些差异对本轮通胀的峰值和持续时间可能产生您样的影响? 本轮输入型通胀与历史上的四轮相比,在峰值上可能更低、走势更为平缓,但持续时间或将更长,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少一次明确的全球性危机作为起点。此前几轮通胀分别对应了2000年的科网泡沫、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2020年的大流行。而当前,市场讨论的AI泡沫或美国私募信贷问题尚未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其次,由于没有重大危机冲击,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表现得非常有节制。前几轮输入型通胀开启时,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基本都处于零利率水平,并伴随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而本轮通胀开启时,尽管美联储自2024年进入降息周期,但节奏和幅度相对克制,美国的政策利率仍维持在4%左右的较高水平。再次,全球流动性扩张相对温和。虽然自2024年以来全球广义货币扩张呈现趋势性上行,但其扩张程度远未达到历史极值。此前四轮通胀期间,全球四个主要经济体的M2增速普遍在16%至20%的高位,而当前该增速约为12%。这表明虽然流动性处于宽松状态,但尚未达到历史上的极端水平。最后,全球经济皇现显著的K型分化特征。中美两大经济体均表现为以科技引领的经济分化格局,与AI相关的产业资本开支高速增长,而传统领域的投资和消费则相对走弱。这种经济结构的分化直接传导至大宗商品市场,表现为与AI相关的能源品等需求强劲,而与传统经济关联度高的黑色系等商品则增长动力不足。此外,历史上输入型通胀常与气候冲击导致的农产品供给冲击叠加,这也是需要关注的变量。 考虑到2026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干旱,进而冲违全球农产品供给并推高价格,在此背景下,新一一轮全球输入型通张的定观特征是什么?其向中国国内传导的主婴路径及关键变堡又有哪些? 当前市场正面临新一轮全球输入型通胀的风险,其峰值可能受制于相对节制的全球流动性以及大宗商品的梯次分化而不会特别高,但持续时间预计会较长。这背后存在两大宏观背景:一是全球进入一个明显的重商主义时代;二是人工智能趋势的叠加效应。此轮输入型通胀向国内的传导主要通过两个链条:第一,贸易渠道传导。该路径为CRB指数上行传导至生产资料价格(PPI M),再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最终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历史经验表明,从CRB到PPI的传导通常较为顺畅。预计从当前到2026年7月,PPI将经历持续且快速的上行,并在7月份达到阶段性高点,同比增速可能突破5%。然而,从PPI到CPI的传导存在显著不确定性,其关键变量在于中国内需的强弱。只有当国内投资、消费、出口等内需指标均表现强劲时,PPI的上涨才能有效带动CPI上行。鉴于当前国内需求修复仍是慢变量,预计本轮输入型通胀对中国更多表现为一次性的结构性冲击。具体表现为PPI快速冲高,而CPI虽受带动上行,但幅度非常有限,基准情形下年内CPI高点难以突破2%,尚不足以引发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第二,金融渠道传导。在输入型通胀时期,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派生是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当全球流动性相对冗余时,中国有望吸引外资流入人民币资产。2026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已显示出这一转变,EPFR数据显示,除3月份外,外资持续流入中国资产,特别是4月份主动型外资呈现积极流入态势。历史上,输入型通胀时期常伴随资金流入中国。另一方面,是货币派生渠道。输入型通胀时期,美联储的流动性宽松对中国存在边际影响,通常伴随中国贸易顺差扩大和人民币升值。在此背景下,为吸收市场上过剩的美元流动性,央行需被动投放人民币,从而带动基础货币扩张,对国内流动性产生影响。年初至今银行间流动性非常充裕,即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现象。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人民钡行在应对外部输入型通胀时形成了怎样的政策框架?在具体操作层百,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呈现出哪些师律? 通过复盘历史上四轮输入型通胀,可以总结出央行应对外部冲击的“五维框架”,该框架体现了其货币政策的强连续性和清晰逻辑。这五维框架具体包括: 1.坚持“以我为主”:在应对外部输入型通胀时,央行虽内外兼顾,但政策基点始终立足于国内经济状况。2.密切关注PPI向CPI的传导:判断通胀是全面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冲击,是影响货币政策决策的关键变量。3.高度关注私人部门的通胀预期:通胀预期是否脱锚是触发央行采取紧缩行动的重要考量。4.审慎评估信用传导的顺畅度:央行会关注信贷增长是否与过热的投资消费需求形成共振。若信用扩张与物价上涨形成闭环,央行会采取“紧信用”措施以阻断其传导;反之,若信贷未现强劲上行,则无必要收紧信用。 5.倾向于保持汇率弹性:央行倾向于让汇率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稳健升值有助于对冲外部输入型通胀向国内传导的压力。 在具体工具运用上,央行的操作规律与通胀的性质(全面性或结构性)及所处阶段(压力攀升期或消退期)紧密相关。压力攀升期定义为从CRB同比增速转正开始,至PPI见顶为止;压力消退期则为PPI见顶之后至通胀压力消失。操作规律如下: ●在全面性通胀的压力攀升期,央行会采取紧缩措施(如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压力消退期,则会停止紧缩。●在结构性通胀的压力攀升期,央行会停止宽松,即较难采取降息、降准等总量工具;在压力消退期,则可能重启宽松。 历史数据显示,2006-2008年和2009-2011年两轮输入型通胀时期,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均发生了显著改变,分别从“稳健”转向“从紧”,以及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 基于当前对通胀形势的判断,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在2026年7月前后将采取何种货币政策立场? 当前的基准判断是,本轮输入型通胀在国内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通胀,其特征是PPI显著上涨而CPI温和上行。参考央行历史上的应对框架和操作规律,并结合对通胀周期的判断,可以对未来的货币政策做出预判。具体而言,本轮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攀升期预计将持续至2026年7月,届时PPI同比增速或将见顶。因此,7月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分水岭。在2026年7月之前,即压力攀升期内,由于通胀呈现结构性特征,央行大概率会保持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变,即暂停使用总量宽松工具。从央行CGPI物价指数的细分项来看,本轮通胀与2021-2022年的情况相似,呈现结构性特征。矿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行,煤、油、电价格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快速拉升,但消费品价格依然处于缓慢上行状态。这进一步支持了本轮通胀为结构性而非全面性的判断。 在当前输入型通胀的背景下,对未来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总体判断是什么? 整体判断是,如果输入型通胀在7月份见顶,那么三季度将成为央行实施总量宽松政策的窗口期。然而,若油价持续在120美元以上波动,PPI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见顶,这将导致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从而限制年内实施总量宽松政策的空间。汇率政策方面,在输入型通胀压力攀升期,会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以应对。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已呈现明显的升值趋势。预计在这一轮输入型通胀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维持稳健温和的升值状态,这有助于对冲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物价上行的传导压力。 在输入型通胀时期,中国大类资产配置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其背后的宏观逻辑是什么? 历史规律显示,中国股债市场的表现与“CRB增速减去PPI(生产资料)增速”的剪刀差存在强相关性。具体而言,当剪刀差扩张时,股市通常随之上行,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趋于上行;当剪刀差收窄时,股市则面临调整压力,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会下行。其宏观逻辑在于,CRB增速代表全球需求扩张,在此期间,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实现出口的强劲增长,出口收入显著上行。而PPI(生产资料)增速可视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上升幅度。因此,剪刀差的扩张意味着企业收入增幅大于成本增幅,利润率得到改善,从而对股市的分子端形成支撑,同时经济改善也给债券收益率带来上行压力。反之,剪刀差收窄则代表企业利润率下行,股市会反映盈利的悲观预期而面临调整,债券收益率也随之下降。 根据历史经验,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攀升期与消退期,原油、股市和长债等不同资产类别各自表现出哪些具体规律? 历史数据显示,输入型通胀的形成与原油价格的持续上行密切相关,但PPI的见顶通常早于原油价格的见顶。股市方面,其见顶往往早于PPI的见顶。在输入型通胀初期,即CRB与PPI(生产资料)剪刀差扩张阶段,企业利润率改善会推动股市上行。当剪刀差收窄,利润开始下行时,股市会率先面临调整压力。PPI见顶后,通常意味着经济和盈利开始走弱,股市基本会进入一个较大的向下调整期。长债方面,在输入型通胀初期的三到六个月内,长债收益率会上行,面临调整压力。随后,随着经济走弱,收益率会转为下行。值得注意的是,若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攀升期持续超过一年,通胀可能更具顽固性,债券收益率可能会出现第二个高点,形成“M顶”形态。进入压力消退期后,长债收益率基本都呈现下行趋势,且下行幅度通常与前期上行幅度大致对称,抹平此前的升幅。 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如何看待本轮输入型通胀对债券市场调整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