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助行业观察报告2026：基于95家资助机构的调研发现

资助者圆桌（CDR）是中国资助机构的朋辈学习与合作平台。我们面向资源方倡导资助，协助资助机构提升成效，促进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我们相信，资助机构在支持公益生态发展、推动社会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中，有着独特的价值。 •资源配置：围绕公益目的，有意识地配置资源。资源包括资金、品牌、渠道、社会关系、专业能力等；配置涉及资源给谁、给什么、如何给予、如何管理等。 •伙伴协同：资助机构并非自行设计方案、独立执行，而是遴选其他主体——包括个人、组织、社区、网络等——尊重伙伴的主体性，让伙伴参与方案的设计、执行和迭代调整，资助机构则主要发挥选择、支持、联结、整合的功能。 什么是资助？ 资助机构的注册形式多样，不限于基金会，还包括企业公益部门、慈善信托、家族办公室，甚至一些社会组织也在做资助。资助对象也很多元，包括民间背景社会组织、政府背景社会组织、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个人、志愿者及社区自组织等。资助手法同样多样，涵盖项目资助、组织资助、人才资助、生态资助等。 2026年，我们启动了中国资助行业观察报告。在此，由衷感谢所有参与问卷调研和接受访谈的资助机构与公益组织伙伴，感谢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院长宋宗合老师与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支持，感谢多年来支持与资助CDR的所有战略伙伴与成员伙伴。 资助的多样性，是公益生态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报告为完整版。可在这里下载精要版，快速了解调研核心观点：https://drive.weixin.qq.com/s?k=ANMAPQfpAFIVnXXsfz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资助仍有一些关键的共性特征： •公益目的：资助是为了公共利益的自愿行动，旨在助力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推动社会某方面的进步。 本报告为公益行业学习分享所用，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如您对报告有任何反馈，欢迎联系chensiyang@cdr4impact.org.cn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研方式，调研对象为CDR平台中企业出资和个人出资、并已经开展资助的资助机构，不含公募基金会、互联网筹款平台和社区基金会。问卷由资助机构的工作团队负责人（通常为秘书长）填写。我们共发出150份问卷，有效样本95份，有效回收率63.3%。 1.出资背景 在调研样本中，62%为企业出资，36%为个人出资。 这与中国社会捐赠的整体结构基本吻合。在社会捐赠总额中，企业捐赠约占70%，个人捐赠约占30%。这一比例格局，主要由我国的税收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共同塑造。 2.发展阶段 3.机构规模 我们以在中国内地开展第一个公益项目的时间为起点，0-5年为探索期，6-15年为发展期，16年及以上为成熟期。 我们以2025年公益支出为标准，将资助机构规模分为三档：500万以下为小型机构，500万-3000万为中型机构，3000万以上为大型机构。 在调研机构中，20%处于探索期，55%处于发展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25%的资助机构已进入成熟期。 调研机构中，26%为小型机构，53%为中型机构，21%为大型机构。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公益生态中已涌现出一批颇具经验、见解和特色的资助机构。它们扎根本土议题，在资助理念、资助手法和资助成效上不断探索与沉淀，形成了各自的实践积累，成为中国公益生态中重要的中坚力量。 一、资助的数量 四、资助的耐心程度 1.社会捐赠总额2.资助机构收支状况3.资助状况 1.资助机构的战略稳定性2.资助机构的耐心程度3.民间公益组织看资助的耐心 五、资助的协同合作 二、资助的多元性 1.资助机构之间已经开展的协同合作2.资助协同的价值 1.资助对象的类型分布2.资助机构的功能角色 三、资助的成效 结语、面向未来，资助机构关切的话题 1.出资方与工作团队的成效共识度2.资助对象与出资方的成效共识度 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院长宋宗合老师撰写的《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中国社会捐赠总额已经连续四年下降，其中2024年下降8.7%，降幅比较显著。 社会捐赠总额：企业捐赠&个人捐赠 企业捐赠：降幅更为突出，2024年下降了18.6%。综合近几年的数据，可以大致判断，2024年中国企业捐赠已回落至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个人捐赠：在疫情前，个人捐赠已经连续四年稳定在500亿以上。近几年，公众筹款的疲软直接反映到数据上，个人捐赠基本维持在400亿左右。2025年初，公众互 联 网 筹 款备 案 号 审批 收紧，预 计2025年个人捐赠仍可能下降。我们等待明年的数据再来验证。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捐赠总额并未随着GDP增长而增长。影响社会捐赠总额的变量还有很多，经济因素未必起主导作用。 调研机构中有92家机构以基金会形式注册，我们通过基金会中心网获得其年度收支数据。 首 先，资 助 机 构 的 年 度 收 入 显 著 下滑。看平均 数，2022-2024年年度收入平均每年下降39.2%。看中位数，降幅相对缓和，2024年下降了21.6%。 与之对应的，资助机构的年度公益支出则保持相对刚性。看平均数，2022-2024年年度公益支出稳步上升，平均每年上涨7%。看中位数，平均每年上涨9.2%。 支出刚性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必须支出上一年净资产的8%，另一方面，战略已经制定、项目已经启动，资助机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维持既有支出规模。 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大型资助机构上。大型资助机构的年度收入下降幅度更为陡峭，呈现出一条急速下滑的曲线。中型和小型资助机构的状况则总体相对平稳。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呈现的是资助机构的总体状况。机构之间的个体差异相当显著。在过去几年里，既有收入和支出持续增长甚至翻倍的机构，也有大幅下滑甚至陷入停转的机构。 收入下降、支出增长已在资助机构工作团队中引发较大的忧虑。调研显示，为保障资金的稳定与可持续，55.8%的资助机构已开始采取行动。 资金可持续的方式，采用最多的方式是多元筹资（占24%），也就是说资助机构也开始筹款了。当然，这一点未必是负面信息，尤其考虑到62%的资助机构为企业出资，面向员工以及商业伙伴筹款，也是一种激活商业生态参与公益的好方式。 资助机构考虑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机制，未必是迫于短期收支压力。我们注意到，一些资助机构——尤其是处于发展期和成熟期的机构——其发起人已开始考虑个人事业的长远安排与机构的长远规划，并将治理结构、资产传承和文化延续等机制性安排提上了日程。 资助比重：资助机构用于资助其他主体开展公益项目的资金占其总体公益支出的比例。 根据2025年的数据，我们将调研机构分为三类：11%为低资助型（资助比重低于20%），34%为混合资助型（资助比重在20%-80%之间），56%为高资助型（资助比重高于80%）。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果反映的并非中国公益资源方的整体状况，而是资助者圆桌平台伙伴的情况。这是一批经过筛选、正在积极开展资助、在公益领域高度活跃并与资助者圆桌保持长期联系的机构。 哪些因素影响资助比重？ •出资背景。无论是企业出资，还是个人出资，都不影响资助。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个人公益比企业公益更倾向资助”。 在过去两年间，调研机构对资助的认可度有所提升。更加认可资助占41%，更不认可资助的仅有5%。 我们也感受到，资助这一话题在公益行业内开始显性化。 看发展阶段，探索期是资助态度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此之前，行业内常见的疑问是：中国还有机构在做资助吗？资助还重要吗？而近两年，各类行业会议和媒体报道中，探讨资助、分享资助案例的内容明显增多。 看资助比重，资助比重较低的机构更容易出现资助认可度提升，资助比重较高的机构则态度较为稳定。 这一变化，很可能源于中国公益资金环境的整体转变。政府采购服务资金大幅缩减，公众互联网筹款趋于疲软，公募备案号审批收紧又使月捐这一重要资金来源受到限制，资助的重要性由此大幅提升。 前面提到，资助机构之间的收支差异很大。在调研中，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资助机构是预算不够花，还是预算花不完。 结论是，23%的资助机构预算花不完，高于预算不够花的比例。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一的机构在财务上足以支撑更多支出，但这部分潜力没能得到充分释放。这样的结果，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方面，部分资助机构可能在治理结构、资助战略、团队配置与团队能力等方面已经触及瓶颈——要进一步释放潜力,组织能力需要新的突破。另一方面，它也提示我们，公益领域的挑战不仅是资金总量的多少，更在于资金供需之间的匹配：一边是花不出去的资金，一边是找不到资助的行动者。 在过去两年间，资助机构的资助对象类型更加多元了，几乎每一家都增加了资助对象的类型。 其中增加最多的是民间公益组织及其从业者，其次是高校、智库及研究机构，然后是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减少最多的也是民间公益组织和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增减相抵之后，民间公益组织仍然是净增最多的类别。 同时，不同类型的资助对象之间并不存在结构性的替代关系——不是说资助机构多支持了这一类，就不再支持另一类了。不同类型的资助对象，对资助机构来说功能很不一样，很可能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高校干的事公益组织干不了，公益组织干的事高校也干不了。具体把资源给谁、用来干什么，取决于资助机构自身的目标和策略。 洛克菲勒咨询集团提出了慈善运作的八个角色模型，我们结合中国的语境略作修改如下。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很多资助机构在讨论战略定位时，不仅要考虑为什么人解决什么问题，还要考虑机构自身的功能角色是什么。没有哪一家机构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的工作边界是有限的。很多资助机构的发起人在谈到组织定位时提到，"不缺位、不越位"。不缺位，是说我们要积极有作为；不越位，是说要找准自己的角色，有些功能应该由政府、企业、资助伙伴甚至受益人自己去完成。 大多数资助机构是混合形态，也就是兼具2-4种功能角色。 中国资助机构最多的角色是设计者（占比44%），主导设计项目模式。其次是财务赞助者（38%），主要起到提供资金的作用。 最少的角色是召集者（10%）和研究倡导者（17%）。中国的研究型基金会数量相当有限，大部分资助机构是在开展项目之余，略微资助一些研究。召集者虽然近年涌现了一些案例，但数量仍然最少，因为这一角色对战略能力和协同能力的要求很高。 未来两年，资助机构希望新增的角色最多是生态建设者（18%），其次是设计者（14%）。25% 设计者过往数量多，未来还将继续增加，这是中国资助机构一个不能忽视的特点。15%20%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建设者现在已经有一定数量，未来增加意愿排在第一位（18%）。0%5%10% 看到资助机构的角色分布，我们不由地想，哪些思维在影响着资助机构。 •产品思维。资助机构的出资人，包括企业以及企业家个人，大多有商业背景，不少人做的是实业，产品思维早已深入骨髓。•生态思维。现在很多企业也讲生态，企业不是在孤立发展，企业越来越把自己的利益相关方、供应链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尤其是不少企业是平台型企业，生态思维更为突出。•投资思维。不少出资人是投资公司背景，或者自己有丰富的投资经历。资助机构中的风险投资者、播种者、人才支持者都有投资思维在起作用。 虽然从数据看设计者比重最高，但我们不必把产品化视为中国公益的唯一特征，也不必把设计者视为中国资助机构的唯一角色——生态思维、投资思维同样在形塑着中国的资助生态。CHINADONORSROUNDTABLE 19 哪些因素在影响资助机构的角色选择？ 出资背景。前面提到，出资背景并不影响资源方是否做资助，但是出资背景影响资助机构如何做资助： •企业出资的资助机构，高频角色是设计者和财务赞助者，其中设计者与企业出资的相关性统计显著。 资金规模。召集者、生态建设者更多出现在资金规模较大的机构中，且统计显著。 发展阶段。随着机构成长，人才支持、研究倡导和生态建设的占比整体提升，其中人才支持者与发展阶段的相关性统计显著。 我们在和资助机构互动的时候，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