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西降的时代叙事及未来演化——兼论上海对外开放的功能布局

——兼论上海对外开放的功能布局 作者 ：王 玉 柱蒋 力 啸蒋 尊 泽俞 海 杰张 子 奕刘 金 雨 53 东升西降的时代叙事及未来演化——兼论上海对外开放的功能布局 作者 ： 王 玉 柱蒋 力 啸蒋 尊 泽俞 海 杰张 子 奕刘 金 雨 作 者 简 介 王玉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与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员 蒋力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与上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蒋尊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与上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俞海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与上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张子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与上海研究中心博士后 刘金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与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目录 内 容 概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一 、 历 史 回 视 ： “ 东 升 西 降 ” 作 为 二 战 后 世 界 经 济 重 要 发 展 现 象 · · · · · · · · 0 3 二 、 理 论 梳 理 ： 世 界 经 济 格 局 调 整 命 题 的 提 出 及 理 论 发 展 · ·· · · · · · · · · 1 1 三 、 研 究 实 证 ： 全 球 地 理 经 济 重 心 转 移 定 量 分 析 · · · ·· · · · · · · · · · · 1 5 （ 一 ） 研 究 方 法 设 定 及 数 据 处 理· · · · · · · · · · · · · · · · · · · · ·1 6（ 二 ） 世 界 经 济 重 心 变 迁 的 动 力 学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2 1（ 三 ） 基 于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的 数 据 指 标 可 视 化 分 析· · · · · · · · · · · · · ·2 3 四 、 结 论 启 示 ： “ 东 升 西 降 ” 的 现 实 辩 证 与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 · · · · · · · 2 6 （ 一 ） 现 实 辩 证 ： “ 东 升 西 降 ” 格 局 经 历 结 构 性 调 整· · · · · · · · · · · ·2 7（ 二 ） 行 动 方 向 ： “ 一 带 一 路 ”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践 逻 辑· · · · · · · · · · ·2 8 五 、 上 海 实 践 ： “ 一 带 一 路 ” 桥 头 堡 功 能 新 探 索 · · · ·· · · · · · · · · · · 3 1 结 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5 内 容 概 要 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正在从“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变，从“大而全”向“小而美”深入推进，从“加速度”向“高质量”迈进，需要我们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更好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进一步提高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与精确度。 本研究以五年为一个计量节点，分别计算各节点对应年份的全球经济重心地理坐标。分析结果显示，全球经济重心最大位移发生于 1945-1950 和 2000-2005 两个时间段，移动距离均超过 1000 公里，对应着相应的历史背景：一是二战后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分散了美国经济体量在全球的占比；二是 21 世纪初，美国陷入反恐战争泥淖的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世 界 经 济 重 心 地 理 坐 标 显 示，1945 年，世 界 经 济 重 心 位 于（11.85° W，31.25° N）。1945-1950，世界经济重心逐步从大西洋转移到北非陆上（1.19° E，30.44°N）附近，东西向水平位移距离约为 1240 km。随后重心点进入缓慢移动阶段，至 1960 年，重心点位于（5.11°E，31.15°N）附近，十年间东西水平移动距离约为375km。20 世纪 70 年代起，全球经济重心在保持经度持续向东的同时，纬度南向移动的趋势明显，这一进程直到 2000 年结束。 然而，这一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显著的波动性。疫情危机、地缘政治冲击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进程。本文研究显示，近年来，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出现一定回调现象。至 2020 年，世界经济重心移动至（24.12°E，38.96°N）附近后开始向西回调。据 IMF 预测数据计算，2025 年世界经济重心可能回到（18.60° E，39.52°N）附近。 上述全球经济重心地理坐标的变动揭示出，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能源转型、数字化革命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背景下，经济重心变迁轨迹远比“东升西降”的线性逻辑复杂。从绝对经济体量看，全球地理西方仍占据世界经济比重绝大部分，未来全球经济重心的运动轨迹将更多受到非洲、拉美、南亚和中亚等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共同影响，世界范围内将出现传统西方地区、东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三大经济板块。新形势下，“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肩负重大战略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将被赋予新的发展时空内涵。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上海需要发挥“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引领者和开路先锋角色，在全球经济中心重构的背景下，从有效维系“东升西降”格局视角，推动形成更为均衡与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格局。百年变局背景下，上海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宜从地缘经济空间视角重构新发展格局的空间基础，更好地发挥内外循环战略链接点功能，以制度型开放开创对美欧合作的新局面，以单边开放构建中国与全球南方合作的新范式，以自主开放打造向周边国家辐射的新枢纽，以多层次开放探索“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合作的新路径，以新型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提升强化区域枢纽功能。 第 一 章 历史回视：“东升西降”作为二战后世界经济重要发展现象 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是自世界“大分流”（The GreatDivergence）以来的新近发展现象，反映了世界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然而，长期以来，“东升西降”更多作为政策语言，尚缺乏定量和实证关系维度的科学测度。新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正在从“大写意”向“工笔画”转变，从“大而全”向“小而美”深化，从“加速度”向“高质量”迈进，需要我们从空间和时间维度更好地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研究“东升西降”的趋势性和阶段性变化，进一步提高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与精确度。为更精确观察“东升西降”发展进程，本文尝试从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维度对“东升西降”进行颗粒度更高的数据测度与可视化分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方向提供新的指引。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生产中心实现了跨大西洋转移，美国日渐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二战结束后，美国实施了对盟友和利益攸关国的援助计划，助力欧洲并扶持日本经济迅速复苏，然而，这一举措也客观上削弱了美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领军者的地位。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世界市场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拓展背景下形成的全球产业产能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并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西欧和日本等为次中心的“中心—外围”格局。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经济增速下行，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现象也日渐凸显。这一时期，日本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阶段，并逐步形成对周边增长的辐射格局。与此同时，全球原油价格上涨，中东北非地区产油国的收入增长对东升西降格局形成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起，全球跨国公司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美欧制造业实体持续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投资大转移推动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拉美、 非洲等地区，因受制于债务陷阱、政策不稳定、基础设施瓶颈以及全球市场不利条件等多重因素，工业化进程则普遍受挫。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将欧美经济彻底拉下神坛，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滞胀”时期和制造业规模化外移。欧美企业受到日本等新兴工业强国的强烈冲击，迫使相关产业巨头通过对外投资转移，以寻求新的市场空间和生存机会。进入 20 世纪80 年代，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汽车、造船等领域迅速崛起，开始成为美国的竞争者，与欧洲主要工业国平分秋色。这期间，日本增速虽亦有波动，但其增长进程一直维系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亚和东南亚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功，使得该区域成为全球资本新集聚地。区别于拉美、非洲等地区现代化进程遭遇的挫折，东亚地区的成功实践改写了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发达国家内部增速下行错位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错位加速了东亚和东南亚区域集聚效应。“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进程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从欧美发达市场撤离的产业大多以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为落脚点。同时，随着日本经济减速，日本企业对周边地区投资进程加快，更多集中于包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周边地区，以“雁阵模式”对周边地区进行产业梯度布局。 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相关数据变化反映了这一转变历程。美国粗钢产量在 1973年达峰后，从 1973 年至 2024 年呈现总体下滑趋势（图 1）；1950 年至 2024 年，美国工业用电量占总用电量的比重呈持续下滑趋势（图 2），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实体制造业的衰弱。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大多如此。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七国集团（G7）国家粗钢产量和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开始下行。尽管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势头仍然稳健，但 G7 整体“去工业化”的大势已成定局（图 3）。随着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出口经济繁荣，以及同时期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及漫长反恐战争的开启，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东升西降”格局进一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重要驱动力。至 2023年底，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为 30%。根据粗钢产量数据，2023 年，中国占世界总产量的 54%（图 4）。中国发电量在 2010 年实现对美国的超越，随后二者剪刀差持续拉大（图 5）。中国在钢铁和发电量等关键生产资料领域超越美国标志着中国在汽车 等一般性制造业，乃至高端制造业的全面崛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及其产生的区域及全球性外溢效应愈加显著，成为整个东亚地区产业链和制造业中心。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中日韩 + 东盟”和“美国 + 欧盟”为代表的地理东西方之间经济体量差距逐步收敛，这一收敛进程在 2004 年后进一步加速。数据显示，从 1967年到 2023 年，“中日韩 + 东盟”的 GDP 总量在全球的占比稳步提升，2023 年这一占比已接近 30%。1967 年至 2004 年，“美国 + 欧盟”GDP 在全球的占比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 50% 至 60% 之间；2004 年左右至 2023 年，“美国 + 欧盟”的 GDP 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图 6）。 汽车产业作为发达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其作为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的参照变量更 具有经典意义。中日韩汽车产量超越欧美，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中日韩汽车产量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彻底改写了汽车产量领域的东西方对比格局。数据显示，1999 年至 2024 年，欧盟和美国汽车产量的全球占比从 1999 年的接近 60% 持续下降至 2024 年的不足30%，同期，中日韩汽车产量的全球占比持续上升，并在 2008 年超越欧美（图 7）。 在科技创新领域，以中国为引领的“中日韩 + 东盟”集群，正逐步确立其全球创新引领者的地位。1995 年至 2024 年，“美国 + 欧盟”根据《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全球占比从近 80% 持续下滑至 37.5%，“中日韩 + 东盟”PCT 专利全球占比持续 上升，并在 2017 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