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112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5 9 17 22 35 38 42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CMF专题报告发布 12月24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2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王一鸣、毛振华、李稻葵、张晓晶、沈建光、邹静娴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邹静娴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从“五个必须”看政策思路的变与不变 二、从“八项任务”看未来中国经济“大图景” 三、总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部分：一是“五个必须”，这是方法论的内容，告诉大家下一步“怎么做”，二是“八项任务”，是明确列出的任务清单，告诉大家“做什么”。 本报告将围绕“五个必须”，分析政策思路的变与不变，变的部分可总结为“五个更加”，然后提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五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1）“供强需弱”现象何以长时间存在？2）投资-消费如何步入正向循环？3）“投资于人”的现实操作难点？4）结构性改革，为了什么？能做什么？5）“大市场”是免费、自发形成的吗？ 从“八项任务”出发，本报告试图理出下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天-固本-立地”三条主线，并给出“物价-就业-房地产”三组建议重点关注的指标。 一、从“五个必须”看政策思路的变与不变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五个必须”：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这是党中央基于过往经济实践经验总结出的规律 性认识，也为下一步经济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对比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能感受到以下几点变化，可总结为“五个更加”：（1）对经济前景更加有信心，（2）更加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内生动力，（3）更加强调政策定力，（4）更加强调政策协同性，（5）更加强调协调发展。 （一）学习体会：会议反映出的“五个更加” 1、对经济前景更加有信心 在对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中，会议提到“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这一表述显示出高层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支撑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内外部压力下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且宏观治理效能正获得日益广泛的国际认同。从数据来看，2025年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速同比增长5.2%，四季度GDP增速大致在4.6%左右，全年5%增长目标的实现基本无虞，“十四五”即将圆满收官。同时，12月以来各国际机构纷纷调高对中国增长预测。例如，IMF预计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较10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12月预测也较6月份上调0.4个百分点。这些预测上调,既是一种判断，更是一个信号：反映出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日趋乐观，也表明中国经济的转型路径与宏观治理效能正获得日益广泛的世界认同。世界银行将2025年定为“就业之年”，指出就业是各国加强经济韧性、提升人民尊严的重要保障。世行给出了五大具有高就业潜力并能激发本土经济活力的行业：基础设施与能源、农业产业、医疗保健、旅游业和制造业。可以看到，这都是中国过去高度重视发展的行业，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的治理经验正得到世界认同。 第二，面对美国的经贸打压，中国出口实现逆势增长，彰显出中国供应链与出口企业的强大韧性和适应能力。对于外部环境的判断，去年会议所用措辞是“不利影响加深”，今年改为“影响加深”。措辞趋于中性，意味着后续应对贸易摩擦的相关工作将更趋常态化、长期化。此外，“防风险”任务今年放在“八大任务”最末，而前两年都在几大任务更靠前位置。这些判断变化背后具有坚实的现实支撑：其一，如果考察今年4月美国对多国发起“对等 关税”后所有国家反应，中国当属全球唯一一个对美形成有效反制的国家。同时，部分之前从中国流出的企业现在又有回流迹象；其二，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至今，中国从上到下都已积累了相当的斗争经验、斗争智慧和斗争勇气。尽管今年来美国在贸易领域仍动作频频，但中国各界反应已日趋平缓，反映出在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上都更加成熟和从容。 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的发展步伐并未停滞。回顾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初衷，或者说，贸易战初期中国最为担忧的，就是自身前沿技术突破和长期增长路径被阻断，甚至陷入“失去的N十年”。然而，自2018年中美首轮贸易战开启至今，七年时间已经过去。面对美国持续的技术封锁，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道路不仅没有被阻断，反而在“卡脖子”的压力下，催生出了一批高新技术和国际领先企业。近年来，中国在AI大模型上与美国差距迅速收窄，芯片领域自给率快速提升，“三新经济”增加值占比持续攀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长时间高于工业整体水平（见下图）。资本市场上，AI大模型、自动驾驶、国产算力等相关企业股价表现活跃，仅算力领域四家领头企业1合计市值就突破了1.6万亿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也逐渐意识到，封锁不仅不能阻止中国前进，反而事实上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因此，美国近期开始逐步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2、更加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内生动力 今年我国出口表现非常抢眼，但即便如此，内需仍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第一任务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自发文阐述《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 内需如此受到重视，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必要性，作为大国，中国经济稳定的根基不可能寄希望于他国政策，而必须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二是可行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这是许多国家“学不来、求不得”的宝贵资源，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一独特优势。举例来说，对一家科技初创企业而言，若需要500万用户才能跨越创业初期门槛，这在中国仅相当于不到0.5%的市场占有率，实现难度远低于人口千万规模的国家。这也使得众多满足“小而美”长尾需求的企业在中国能够找到生存发展空间。 在提振内需的具体思路上，今年表述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意味着政策重心进一步向“增收”这一根本性办法倾斜。同时，“计划”一词，表明这将是一套有部署、成体系的系统性安排，可能涉及收入分配、个税、社保、就业等多个领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此外，会议继续沿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四稳”表述——通过“稳企业”来“稳就业”，进而“稳收入”，体现出政策抓手更加精准。 3、更加强调政策定力 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1）政策定力会体现在下阶段存量政策-增量政策的关系上 政策定力的第一点，体现在对“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关系的把握上。我国经济中目前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老问题，对于问题症结研判和政策发力方向大多已有较强共识。结合财政资金约束，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把既有政策落实到位、提质增效。因此，预计今年财政赤字率仍维持在4%左右。 不必急于出“奇招、新招”，把既有政策落实到位就能有明显效果。以拖欠账款这一老问题为例，尽管中央多次开展专项行动，但在执行过程中，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仍顾虑“赢了官司，丢了业务”，导致在上级督查时也不敢反映实情，这反映出营商环境与法治环境仍需持续优化；再如，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即便中央出台了各类惠企政策，但到了地方，很多企业不知道怎么申请、自己有没有资格申请、找哪个部门申请以及需要哪些材料等，导致很多上面的好政策都堵在了落实这“最后一公里”。 在夯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增量政策也有一定空间。仅就消费领域而言，近年来政策多侧重于中低收入群体、县域经济、年轻人及学生等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然而，广大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虽然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但结合其高收入水平，其消费需求仍是相当可观。基于中国微观家庭数据的研究表明2，中国收入最低20%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0.6-0.9，而最高20%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0.2-0.4。两组边际消费倾向差距虽明显，但远小于相应收入水平差距。因此，在促消费上可更多关注高收入群体。目前，这部分群体在高端医疗、教育、定制化保险等服务领域的需求未能得到很好满足，导致这部分消费大量外流。除供给不足外，社会舆论压力也制约了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社会应当倡导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只要收入来源合法、消费内容正当，且消费水平与收入相匹配，就不应受到无端指责。必须认识到，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同样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高收入群体需求也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激活这部分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 （2）政策定力是我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重要保障 更想强调的是政策定力的第二个方面——它确保了国家政策的连贯性与可预期性，这构成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区别于许多国家的显著制度优势。中国已连续实施14个“五年规划”，正是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长期规划机制，保障了各项战略的平稳衔接与持续推进。 以出口为例。今年中国出口实现超预期增长，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是中国出口“为何能行”？相关讨论已较为充分，涉及企业积极开拓非美市场、量价调整、提前布局等因素，不再赘述。更值得问的是第二个问题：“为何是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日趋碎片化的今天，为何偏偏是中国接住了全球出口这“泼天的富贵”？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持续释放的“工程师红利”。从更长期的视角看，这更得益于中国长期的政策定力——始终坚持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没有盲目跟随美国转向服务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国内外诸多质疑声中坚定不移壮大制造业，坚持“市场+政府”协同培育产业的路径，才使中国成为今天全球制造业的效率高地和成本洼地。 十多年前，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存在一套客观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提升，第二产业占比将呈现“倒U型”变化，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因此，有人将服务业比重提高简单等同于产业升级，甚至视制造业为“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彼时，美国以金融与尖 端科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令很多人羡慕，“中国八亿件衬衫换一架大飞机”曾是这一阶段的悲情写照。然而如今回望，若非当年对制造业的坚守，中国今天在面对美国技术封锁时就不可能有如此底气。 笔者的几项研究也可为制造业重要性提供跨国比较的证据。其一，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往往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过早，即在制造业基础尚未夯实之时便匆忙转向服务业，此时转向的大多是低技能、低附加值的生活性服务业，结果导致“服务业上不去，制造业也回不来”。一旦陷入低端服务业“锁定”，试图通过劳动力回流制造业以实现“再工业化”，鲜有成功案例；另一发现是，“人怕入错行”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初次就业于生活性服务业的人员，超过70%仍留在该领域；而初次就业于制造业的人员，留驻比例更是超过80%。这说明劳动力的跨行业/跨部门流动并非易事，一旦在产业变迁中落后，很难转向新兴产业。在技术快速变革的今天，这也凸显了“投资于人”、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必要性。 中国政策定力的另一体现是对产业政策的长期坚持。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持续多年，中国也长期受到一些国际机构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诟病，光伏产业一度被视为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典型。然而今天来看，如果没有中国以十年为周期在产业政策上的持续投入，就难以形成如今“光伏–特高压–新能源”从“生产-传输-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