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国际合作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题政策研究报告 绿色发展国际合作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5年年会 2025年10月 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成员 中外组长*: 李永红国合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主任凯文波士顿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张建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首席发展总监 中方成员*: 叶燕斐国合会特邀顾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一级巡视员李忠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陈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秘书长李霞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震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外方成员*: 法比·图米瓦印度尼西亚基础服务改革研究所执行理事卡特里娜·哈桑清洁空气研究与能源中心分析师拉里·穆尔洛蒂清洁空气研究与能源中心首席分析师/联合创始人罗杰里奥·苏达特巴西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拉丽萨·瓦赫霍兹巴西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姆扎·哈伦脆弱二十国集团（V20）南亚区域主任岳梦迪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非常驻学者 顾问： 黄庆杰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局长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黄晶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原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梅迪纳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生态系统发展官、气候变化执行主任马塞戈橡树基金会环境主管方莉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郭慎宇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萨拉·阿赫迈德脆弱二十国集团（V20）管理董事和财务顾问伦塔托·康斯坦丁诺脆弱二十国集团（V20）秘书长办公室国际政策顾问芮婉洁肯尼亚睿纳新国际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玛丽亚·内托巴西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CS）执行理事 协调员: 蓝艳中方协调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综合及战略规划部主任朱琳外方协调员、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研究员 支持专家： 李乐“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综合及战略规划部副室主任刘建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钱钊晖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合作二处高级项目主管李盼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政策研究部高级项目主管于心怡“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综合及战略规划部高级项目主管张敏“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伙伴关系及发展部副室主任常念廖613战略咨询公司总裁王珂礼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乔安娜·刘易斯乔治城大学杰出副教授伊丽莎白·瑟蒙德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本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联合组长、成员以其个人身份参加研究工作，不代表其所在单位，亦不代表国合会观点。 执行摘要1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三重地球危机”日益严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度滞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关键阶段，加强全球绿色发展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叠加“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这都为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带来更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格局，“全球南方”正从全球治理被动参与者转变为重要推动者，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中的角色寄予了新的期待。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十五五”规划出台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绿色发展国际合作进行前瞻思考、全局谋划并提出系统性推进方案，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研究系统梳理全球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识别分析当前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总结多双边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发展典型实践与合作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形势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研究探讨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新角色新定位，以及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模式与新路径，研提“十五五”时期中国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与具体举措。 主要发现： 一、自1972年绿色发展被首次纳入联合国议程以来，绿色发展国际合作历经兴起、快速发展、深度调整、蓬勃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五个主要阶段。尽管当前面临领导力赤字与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双重挑战，部分国家退出《巴黎协定》，但推动绿色发展仍是大势所趋，全球绿色发展需求巨大，国际合作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系统性国际公共产品，坚持做多边进程的引领者、绿色技术的提供者、南南合作的贡献者和环境责任的践行者，中国的绿色发展成就为深化全球绿色发展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当前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正形成五大焦点领域：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贸易、产业创新及绿色金融。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合作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发展提供新动能。应对气候变化与推进能源转型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政策方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启新纪元，呼吁各国政府开展多维度合作。全球价值链的绿色 转型正处于关键节点，但绿色贸易仍面临政策协调的难度大、关键技术的争夺白热化、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发酵等治理困境。全球绿色产业和技术创新形成多维度、立体化合作格局，绿色金融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面临政策支持与顶层设计强化、市场需求爆发式增长和技术迭代与政策创新等多重机遇。 三、以联合国多边环境协定为代表的国际机制仍是推动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南北合作继续在资金支持、技术转让与经验分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南方的快速崛起，南南合作重要性日益提升。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作用显著，与巴西、马来西亚及非洲国家等南方国家的合作实践，为南南合作向绿色可持续转型提供了重要示范，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合作模式。中国-东盟合作是绿色发展南南合作的卓越典范，中国绿色技术比较优势与东盟资源禀赋相结合，实现了“1+1>2”的协同效应。中国与巴西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计划”“生态转型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主要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取得积极进展。 四、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的创新路径正蓬勃兴起。当前，南南合作呈现出技术转让、知识共享、联合融资和绿色产业链协同等多元化特征。中国与巴西、印度尼西亚、脆弱二十国集团（V20）的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巴致力于携手构建更公平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巴方强调将现有伙伴关系向“转型合作伙伴关系”拓展，推动再生农业与可持续贸易等领域合作。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可构建“能源转型机制”，分享中国绿色产业园的经验，支持印尼发展本土清洁技术制造供应链。在巴基斯坦开展中国—V20试点合作，制定兼顾气候风险与融资障碍的系统性转型方案，助力V20成员国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主要政策建议： 一、发起“全球绿色发展倡议”，构建绿色低碳领域国际合作新框架。“十五五”期间，中国应继续保持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定力，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构建公平、包容、开放的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新秩序。以光伏、风能等绿色技术为支撑，推动形成“技术共享、资金畅通、产能协同”的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新格局。联合欧盟、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动制度开放、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深化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模式创新。 二、建立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专项基金，支持绿色发展南南合作。依托多边金融框架与财政税收政策工具，带动国际社会共同建立具有稳定性与专项属性的绿色发展国际合作资金保障机制，形成机制化、系统性的资金支持体系。推动建立多部门协同的部际协调机制，包括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 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统筹协调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金融、贸易和供应链国际合作，协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 三、强化多边机制与区域合作的协同效应，激发绿色增长新动能。构建“政府—智库—企业-国际组织”协同机制，形成“政府引导、智库支撑、企业主体、国际组织协调”的合作框架。通过“机制联动+区域协同”双轮驱动，强化多边合作，通过共建低碳产业园、技术本地化和融资支持，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合作模式，将中国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方案，形成系统性、协同性的国际合作范式。 四、建设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专业人才库，注重推动性别平等。通过跨境培训、联合研究和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路径，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借助共建联合实验室、国际科技组织等平台，促进人才的联合研究与专业技能提升。同时，支持女性从业者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环境治理对话，鼓励其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创新等关键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八个具体举措： 1.发挥绿色技术示范作用，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清洁技术在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技术驱动下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正在形成。在全球绿色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不仅需要保持自身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还应通过技术交流与转移帮助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中国可以在可持续交通、可再生能源等关键领域与全球南方国家展开深入合作，通过绿色投融资发挥重要支持和引领作用。 2.发挥市场驱动作用，加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规划对接的力度。借助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较低的价格优势，鼓励资金大规模投入。结合各国更新后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铁路、高铁、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共建绿色低碳项目；通过绿色贸易对接，实现新能源产品零关税互惠，促进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技术交流；通过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动绿色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协同发展；通过绿色标准对接，共同建立可持续农产品、可持续海洋利用等统一标准体系。 3.探索建立生态环境领域智能化搜索引擎，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绿色转型新模式。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开发具备高度定制化功能的生态环保领域专业搜索引擎系统。通过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绿色发展政策智能建议系统，为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制契合本地语言文化及生态环境特征的绿色发展解决方案，助力相关国家科学决策机制优化，提升全球生态协同治理效能，实现精准治理与高效合作。 4.推进数智化与绿色化协同增效，构建技术、能源与政策协同推进机制。发挥国家战略引领作用，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能源行业低碳转型，重点加强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和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建立常态化的协同治理架构，完善数字治理与气候治理的制度性对接框架；建立跨行业激励机制，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减碳应用中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构建城市智慧能源体系。 5.推动与新兴经济体开展变革性合作，弥合关键发展缺口。突破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主的传统模式，拓展至可持续土地利用、可再生农业和气候韧性供应链等领域。建立双边绿色投资平台，扩大清洁能源、农林复合经营、韧性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长期融资，并充分发挥公共开发银行的作用，有效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建立海洋合作协调机制，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促进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6.支持能源转型，助力化石能源依赖型经济体平稳过渡。推动对现有化石能源资产的转型升级，鼓励就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产业园区，加强技术转移。通过主权基金联合投资框架、开发银行的更大力度参与，及优惠性与商业性资金相结合的混合融资模式进一步强化融资能力。积极调动利用绿色债券、转型债券等金融工具，降低投资风险，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清洁能源部署和相关供应链发展。 7.深化同气候脆弱国家的合作，推动实现可持续繁荣。加强与气候变化脆弱论坛及V20成员国的合作，支持其落实气候繁荣计划，将气候风险转化为绿色融资机遇。通过在项目储备、投资对接和融资支持等方面提供精准援助，帮助相关国家打破“气候—债务”循环。 8.着力突破项目筹备阶段的融资瓶颈，为项目早期设计提供资金支持。建立绿色预可行性研究基金，率先同各国开发银行开展试点，扩大绿色项目储备。探索多元化的收入机制，尤其是在项目融资关闭时按比例收取“成功费”，以回收前期开发成本并再投入基金，保障基金可持续运作。同时加强与东道国银行合作，把国际资本的融资渠道与本地知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