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东亚韧性：探索动荡时代的中日韩合作路径

强化东亚韧性：探索动荡时代的中日韩合作路径 执 笔 者 ： 蔡亮周 生 升 上 海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院日 本 国 际 论 坛韩 国 延 世 大 学 中 国 研 究 院2 0 2 5 年 9 月 2025 年 5 月 17 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国际论坛、韩国延世大学共同举办的“2025 年‘中日韩 +’智库合作论坛”在上海成功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强化东亚韧性：探索动荡时代的中日韩合作路径”，在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的支持下，邀请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等多国专家与会，围绕中日韩及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制度合作展开了深入探讨。考虑到与会专家对于推进中日韩合作有着高度认同，会上提出的观点与建议对于强化今后东亚韧性有着重要意义，三家主办机构一致同意由中方专家代表执笔，将共同的会议观点形成本报告，以供三国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参考。 目录 一 、 中 日 韩 合 作 机 制 化 的 重 要 性 · · · ·· · · · ·· · ·· · ·· · 0 1二 、 从 “ 经 济 互 补 ” 走 向 “ 制 度 互 信 ” ： 中 日 韩 合 作 的 未 来 路 径· · ·0 6三 、 东 盟 经 验 对 中 日 韩 合 作 的 启 示· ·· ·· · · · ··· · · · · ·1 0四 、 地 区 韧 性 与 未 来 中 日 韩 合 作· ·· ·· · · · ··· · · · · · ·1 4（ 一 ） 构 筑 经 济 韧 性 ： 制 度 创 新 与 多 元 主 体 参 与 并 举·······1 5（ 二 ） 提 升 政 治 韧 性 ： 构 建 稳 定 可 持 续 的 中 日 韩 合 作 架 构·····1 6（ 三 ） 优 化 制 度 韧 性 ： 构 建 持 久 稳 健 的 中 日 韩 合 作 平 台···· ··1 8 进入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动荡时代，中日韩三国合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地缘冲突的升级以及科技竞争的加剧，使得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不仅关系到三国的安全与繁荣，也对世界经济的未来格局具有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中日韩合作需要在维护区域稳定、推动经济互补、加强制度对接等方面展现更强的战略韧性和创新能力。这不仅是应对外部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东亚共同发展的长远之策。 第 一 章 中 日 韩 合 作 机 制 化 的 重 要 性 中日韩合作是东亚地区基础最深厚、机制化程度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合作架构之一。中日韩合作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三方合作机制发端于 1997 年 12 月，中日韩三国 领 导 人 为 应 对 危 机 应 邀 出 席 东 盟 首 脑 非 正 式 会 议，由 此 形 成 东 盟 与 中 日 韩（“10+3”）合作机制。1999 年 11 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三方在“10+3”框架内的合作，标志着中日韩合作开始萌芽。这一会晤并未设立独立框架，而是附属于 10+3 机制，但为后续合作打下了基础。 2003 年 10 月，三国领导人在第五次领导人会晤中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初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标志着三国合作拉开了机制化合作的序幕。到了 2008 年 12 月，首次独立于东盟框架之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召开，三国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强调三边单独召开领导人会议的重要性，决定在三国定期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这是三国首次在非多边框架下举行的正式高层会谈，标志着三边合作正式从“10+3”机制中分离，进入自主合作的新阶段。 2011 年起，随着中日韩合作秘书处（TCS）在首尔挂牌，三边合作进入常设化与项目推进阶段。秘书处的设立使三国在经济、环境、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部长级会议与工作组能够实现更加系统性的协作，三方通过官产学界的联合研究推动了中日韩自贸区（FTA）研究并为后续谈判提供了技术支撑。2018—2019 年期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成为高层共识，三方在 RCEP 框架内的对接及“中日韩 +X”试点项目进一步扩大了合作领域。这一阶段的意义在于，制度化机构与项目化运作使合作由纯粹 的政治信号向可落地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转变，从而增强了合作的可操作性与延展性。 2020 年后，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中日韩三边合作在形式上有所调整，而抗疫合作与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也为新的合作焦点。2020 年 3 月，三国外长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举行“中日韩抗疫特别外长会议”，就疫情信息通报、入境管理、检疫政策协调、物资通关便利化等进行了深入沟通，为区域防疫建立了政策框架。作为三边卫生合作的重要渠道，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在疫情期间有效强化了三国之间的疫情信息沟通与防控政策协调。中日韩合作秘书处（TCS）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组织线上研讨、发布信息简报，促进三国卫生界与学术界的交流互动。三国抗疫合作成果一直延续到疫情之后，并以《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的形式，强调了中日韩建立集体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成功模式，促进国际和区域卫生合作。与此同时，三方还通过外长会、工作层磋商等方式维系合作机制，包括环境部长会议、文化部长会议等。中日韩三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合作充分显示出三边机制的应变能力、合作潜力和制度韧性。2023 年 11 月，中日韩外长时隔 4 年再聚首，三方相向而行，确认将在 2024 年恢复三边领导人会议，就稳步重启三边合作及对话机制等取得了广泛共识。2024 年 5 月，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四年在韩国首尔举行。根据三方领导人的表态和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日韩一致同意致力于落实第八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推动三国合作机制化，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三方将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加强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人文、可持续发展、经贸、公共卫生、科技、救灾等六大领域合作等等。 2025 年 3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同日本外相岩屋毅、韩国外长赵兑烈共同出席了第 11 次中日韩外长会。三国外长就中日韩合作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第十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了准备，认为应共同维护好中日韩合作势头，围绕《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全面均衡推进“六大关键领域”务实合作，在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发掘新的合作领域，拓展面向未来的合作，要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互信，不断充实丰富三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取得更多惠及三国人民和地区的新成果。同时，作为实质性落实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的 举措之一，三国外长会则同意延长秘书处协商委员会的任期。 现阶段，以首脑会议为核心，中日韩已形成 21 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 70 多个各类合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 100 多个实际合作项目。 总体上，三方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不仅惠及三国人民和各自发展，对于世界与地区亦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经济与产业角度看，中日韩三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合作的“乘数效应”。三国合计的经济体量和相互间深度的产业分工，使得任何一方在市场、技术或供应链环节的波动都会对区域乃至全球产生传播效应；反之，三国在贸易便利化、原产地规则互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协调等方面的制度性衔接，则能放大区域稳定和市场恢复力，从而为全球供给链提供更稳健的支撑。RCEP 等多边安排为三国提供了制度性对接的平台，推动三国在市场准入、规则对齐和产业链协调上的集体行动，这一特点在当前全球化遭遇波动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在制度与治理维度，中日韩合作具有“规则型外溢”的潜能。三国在数字治理、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等领域具有不同但互补的制度资源，通过三边平台进行技术性协商与规则对接，可以减少治理碎片化的负面影响，并为区域内外的制度协调提供范本。制度上的相互借鉴与渐进对接，有助于将功能性议题从临时事件的应对，转化为可持续运作的治理实践，从而提升区域制度的连续性与可预期性。 再次，从危机应对与安全沟通的角度，三边机制在缓冲误判、构建沟通渠道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历史上的多次机制性中断与复苏表明，尽管双边或多边关系会因历史与政治因素受到冲击，但三国在面临跨国风险（如金融危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供应链中断）时，仍能通过既有机制展开协作与 信息共享；这种“在危机中检验并强化的合作能力”本身，构成了东亚地区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再看功能性合作领域，公共卫生、环境治理、能源与气候应对、老龄化社会治理等议题因其与民生直接相关、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往往成为三国积累合作惯性的切入点。通过这些领域的长期合作与共同研究，三国能够在技术层面、项目实施层面以及社会影响层面形成可观的互信资本，从而为更为复杂或敏感的议题留出对话与缓和的空间。 最后，规则与技术标准的协调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制度维度。随着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绿色技术标准与碳边境安排等新议题日益突显，若三国在这些领域保持高频率的交流与对话，则能降低制度真空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在技术变革中保持产业互补与市场连通。规则与标准的渐进性对接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合规与创新路径，也关系到区域内外投资者与合作伙伴的信心。 第 二 章 从“经济互补”走向“制度互信”：中日韩合作的未来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化受阻，东亚国家因高度依赖国际合作而面临严峻挑战。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冲击会导致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出现断裂，各国的当务之急就是需要重新构建供应链，而对中日韩三国来说，需要和构建紧密供应链的东盟各国加强合作。 面对三国政府与民众之间相互理解不足，互信缺失的困境，如何增进彼此互信是当务之急。三国应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同时，追求合作共生的和谐，以协同共进的姿态不断拓展合作的共同基础。 尽管三国合作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政治矛盾仍待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互信不足。对此，三国首先应以互信为基础，秉持相互尊重、互补共生的精神，凝聚合作动力与潜力。以此为基础，他主张三国需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摒弃零和竞争思维，维护并拓展互利共生的安全生存关系，因为中日韩合作正成为超越三国双边交流、推动东亚及全球合作的重要动力。 中日韩合作要从“经济互补”走向“制度互信”，需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合作网络，在经济上强化韧性，在政治上增加信任缓冲，在制度上形成可持续机制。具体而言： 首先，在经济层面，三国应以产业协同与新兴领域作为突破口，夯实合作基础。三方可以优化产业分工并加大对新经济领域的投入，推进市场开放并提高应对供应链冲击的能力，探索新的合作增长点。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市场，日本在高端制造与技术创新方面具备显著优势，韩国在半导体、显示面板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三国产业协同既可行亦属必要。同时，中日韩有条件率先实施完全累积的原产地规则，以 促进区域产业链与价值链的进一步整合，增强区域经济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此外，三方应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积极探索新的合作增长点，这些领域具有巨大潜力与创新空间，加强合作有助于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在此经济层面的合作网络中，定期的政府间对话（如领导人会议、经贸部长会议与信息通信部长会议）应作为制度化的常态渠道，用以深入讨论市场开放、原产地规则与供应链韧性等技术性与政策性议题；与此同时，民间交流、智库与媒体研讨会则为这些政策讨论提供补充的知识输入与社会支持，从而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 其次，三国需要把功能性成果与制度安排紧密结合，以制度化手段保障合作的可持续性。推动合作机制化建设、发挥秘书处积极作用并重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是把短期项目转化为长期信任的关键。完善的合作机制能够规范合作行为、明确合作目标，并为三方合作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秘书处应承担有效协调、推动议题落地、监督项目实施与风险评估的职责，确保合作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