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政府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贸易体系经历了剧烈变化。一方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削减对清洁能源的支持,欧盟也转向“竞争力优先”战略调整绿色监管框架,导致全球气候合作机制受到削弱;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速了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各国差异化的气候政策与贸易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持续加深。
各国碳价差异显著: 2024年,全球主要碳排放经济体的碳价差异巨大,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的碳价为61.3美元/吨,中国全国碳市场的价格约为12.6美元。这种差异导致减排成本分担不均衡,部分经济体因碳价较高而负担更沉重的减排成本,另一些经济体则可能利用低成本优势吸引高碳产业转移,形成“碳泄漏”现象。
各国气候政策工具差异: 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存在差异,包括碳定价、绿色补贴、绿色标准制定与气候信息披露、进出口限制型措施、绿色政府采购等。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工具选择上表现出明显差异,例如欧盟主要依赖碳定价机制,美国主要采用绿色补贴方式,中国则主要实行财政补贴、行业性的行政法规以及绿色信贷政策等。
气候与贸易困局: 部分产业政策往往被赋予创造本国就业的宣传标签,但却有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此外,贸易政策也会影响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效果。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再次抬头,阻碍了绿色产品的跨境流通,限制了绿色技术的全球扩散,削弱了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严重掣肘全球净零转型进程。
区域绿色贸易合作可作为破局之策: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各国气候政策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显性”或“隐性”碳价差异将长期存在。如果各国仅关注国际竞争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将导致集体行动困境,使全球低碳转型与技术扩散面临严峻挑战。因此,通过区域绿色贸易合作走出这一困局的可能性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