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战略与法律支持需求调研报告

引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更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企业出海服务专项行动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跨境贸易、投资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出海现状、规划及法律支持需求，更好地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理购研究院以及埃森哲（以下合称“发起方”）联合发起“中国企业出海战略与法律支持需求”问卷调研。 本次调研共收集有效问卷95份，涵盖制造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本报告通过数据分析，为企业及服务机构提供参考。 声明 本报告不得视为发起方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仅供参考以及学习交流使用。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等随着立法和执法的变化需要不时调整，不保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均不会被挑战。 未经发起方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如对本报告内容进行引用的，请务必标明出处。本报告主要提供给公司客户作为参考和交流，收到本报告的公司仅限内部传阅，请勿将此报告提供给公司外的任何第三方。如果您有兴趣就本报告话题做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联系我们。 调研背景与目的······························································2 企业基本情况深度剖析·························································3 中国企业出海现状深度解析······················································5 企业跨境法律风险与服务需求全景透视············································9 出海企业升级建议：构建 “战略 - 法律 - 资源” 协同体系······························13 总结······································································14 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与我国 “双循环” 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已从 “单向引进” 转向 “双向开放” 的新阶段，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撰写本报告的核心目的，在于系统性解构企业出海的底层逻辑、现实挑战与深层需求，为政府、企业及服务机构提供决策参考。具体而言，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维度： 1. 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与国家战略的落地需要 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3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772.9 亿美元，连续 12 年位列全球前三（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累计投资超 1.3 万亿美元，推动基建、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项目落地。在此背景下，了解企业出海现状是把握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落实“走出去”战略的基础工作，有助于政府优化政策供给，引导企业规避地缘政治风险、贸易壁垒等挑战。 2. 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内在需求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与要素成本上升，迫使企业寻求海外增量空间。数据显示，超 60% 的调研企业将 “国内市场饱和”“扩大市场份额” 列为出海主因（见第三部分数据）。例如，制造业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压力，通过在东南亚设厂可有效降低关税成本（如越南享受欧盟 GSP + 关税优惠）；科技企业则瞄准发达国家市场，通过并购获取核心技术（如中企在欧洲布局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此外，品牌国际化成为高端制造、消费电子等行业的核心战略，如某高科技企业通过海外本地化运营，在全球市场树立中国品牌形象。 3. 应对复杂法律环境的必要准备 跨境业务涉及的法律风险呈现多元化特征，从合规监管冲突（50% 企业遭遇）到数据隐私风险（25% 企业提及），从劳工雇佣纠纷（33% 企业面临）到知识产权诉讼（29% 企业涉及），均对企业法务能力提出严峻挑战（见第四部分数据）。报告通过剖析企业在 ODI 备案、中间控股公司架构设计、跨境争议解决等方面的需求，为法律服务机构精准匹配资源，帮助企业构建全生命周期合规体系。 4. 优化资源配置的决策依据 报告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占比达 70.5%，成为出海主力（见第二部分数据），但其在融资渠道、法律资源获取上存在天然短板。通过分析不同性质、行业企业的需求差异（如国有企业侧重资源类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关注合规审查），政府可针对性出台补贴政策，律所可设计分层服务产品，投资机构可优化跨境资本配置，形成 “政策引导 — 市场驱动 — 服务支撑”的良性生态。 综上，撰写本报告不仅是对企业出海浪潮的全景式记录，更是破解 “走出去” 痛点、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必要举措，对推动中国企业从 “出海” 走向 “驻海”“强海”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企业基本情况深度剖析 本报告包含 95条企业调研数据，涉及 29 个相关信息列，全面且细致地呈现了企业在出海过程中的各类情况，为研究中国企业出海战略与法律支持需求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撑。 （1）民营企业：出海先锋与创新主体 民营企业以 67 家、占比 70.5% 的绝对优势成为出海主力，这与我国民营经济的活力及政策支持密切相关。从行业分布看，民营企业广泛分布于制造业（占民营企业样本的 52%）、互联网（9%）、消费品零售（7%）等领域，其出海动机更偏向市场驱动（如规避贸易壁垒、品牌国际化）。例如，多家头部企业通过 “产品本地化 + 渠道直营” 模式，在东南亚市场实现快速渗透。但调研显示，72% 的民营企业在 ODI 备案、跨境税务筹划等领域存在服务缺口，反映出其在复杂法律事务上的专业能力不足。 （2）国有企业：资源型投资与战略布局主导 10 家国有企业（占比 10.5%），多集中于能源矿业、基建、农业与食品加工，其出海往往伴随国家战略导向，例如 “一带一路” 沿线的能源合作项目。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如资源出口管制、政府审批争议），且在海外项目中更依赖 “政府合作 + 工程总承包” 模式。 （3）外商投资企业与港澳台投资企业：合规驱动型出海 15 家外商投资企业及 3 家港澳台投资企业，其出海需求更多聚焦于 “技术输出” 与 “区域市场深耕”。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布局，高度依赖当地合规审查（如劳工环保法规、数据跨境规则），且 73% 的企业明确要求多语言法律服务（如泰语、印尼语），反映出其对本地化合规的严格要求。 （1）制造业：从 “产品出海” 到 “全链条出海” 35 家制造业企业（占比 36.8%）呈现明显的价值链延伸特征： ·基础制造环节部分专注于基础制造的企业，多选择东南亚设厂，利用当地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对欧美税收优惠（如越南原产地证优势），78% 的企业计划建设全链条生产基地； ·高端装备制造像一些从事高端装备制造的企业，则瞄准欧洲、北美市场，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占比 45%）获取技术人才，同时面临严苛的知识产权审查（如欧盟专利侵权诉讼风险）。 （2）互联网与科技行业：数据合规与本地化运营挑战 6 家互联网企业及 5 家新能源企业，其出海核心痛点集中于数据跨境（如欧盟 GDPR 合规）、技术出口管制（如美国 EAR 规则）。 （3）服务业与消费品行业：品牌本地化与资质认证壁垒 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及消费品零售，出海核心在于品牌落地与本地消费习惯适配： ·文化娱乐企业面临内容审查风险（如中东地区宗教文化合规），需建立本地化内容团队；·消费品企业需突破技术标准壁垒（如欧盟 CE 认证、美国 FDA 食品标签合规），63% 的企业将 “产品合规认证” 列为优先法律需求。 三.中国企业出海现状深度解析 1.理购调研分析 LCOUNCIL理购通过长期追踪企业全球化进程，拆解企业出海的各类专项法律风险，清晰地观察到法律风险与企业国际化阶段深度耦合的特征。当企业从最初的跨境试水走向全球布局时，其面临的挑战绝非静态的规则适应，而是随着商业版图扩张不断升级的系统性风险网络。 以上是LCOUNCIL理购观察整理的出海阶段和重点的法律风险，分为营收国际化、品牌出海、本土化深耕与全球化运营四个阶段。在出海征程的起点⸺“营收国际化”阶段，企业多以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为跳板，通过跨境贸易、OEM代工等方式叩开国际市场大门。这个阶段看似门槛较低，实则暗藏合规“暗礁”。约三分之一的企业曾因目标国准入资质缺失遭遇货物滞留，印尼的食品BPOM认证、越南的HACCP认证等区域性要求，往往成为初次出海者的“认知盲区”。贸易合同则成为另一大风险策源地，中东采购合同中深嵌的伊斯兰法争议条款，东南亚交易文件里模糊的质量验收标准，导致超六成跨境纠纷在此阶段集中爆发。更隐蔽的挑战来自产品质量认证体系，泰国TISI能效标签、沙特SASO强制认证等区域性标准，让两成企业的首航之旅折戟于产品下架。 当企业跨过生存门槛，进入“品牌出海”阶段，法律风险的维度开始向立体化裂变。随着独立站建设与全球电商平台入驻，知识产权从防御性资产升级为战略武器。拉美市场超高的商标抢注率，让不少企业的品牌国际化首战即遭遇“滑铁卢”；欧盟外观专利诉讼年年增长，揭示了跨境电商面临的知识产权狙击强度。广告合规此时成为新的雷区，美国FTC对“天然”“有机”等宣传语的百万美元级罚单，欧盟对绿色声明的严苛审查标准，迫使企业重新审视全球营销策略。平台规则的特殊性更构成隐形壁垒，Amazon等平台基于“通知-删除”原则建立的产权保护机制，正被竞争对手异化为商业打击工具。 迈入“本土化深耕”阶段的企业，开始直面全球化进程中最复杂的系统性挑战。当超过半数的企业设立海外法人实体，劳动法差异便从理论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墨西哥的工时和加班法，印尼外籍员工配额纠纷导致的生产线停摆，折射出文化差异在劳动权益领域的具象化冲突。公司治理层面的“制度摩擦”同样尖锐，中东国家强制的本地董事席位要求，越南本地与国际财务准则的差异，不断考验着跨国管理的制度弹性。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成为新的风暴眼，俄罗斯数据本地化法案带来的IT架构重构成本，让很多企业付出千万级代价。 当企业最终跻身“全球化运营”阶段，法律风险的量级与复杂度呈现指数级跃升。跨国并购、海外上市、全球供应链重构等战略动作，使企业不得不直面多法域监管的“复合型拷问”。国际税收版图的重构尤为严峻；欧盟跨境增值税欺诈调查风暴，让巨额补缴税款风险成为现实威胁。反垄断监管的全球化合围更形成高压态势，美国FTC对科技并购的审查通过率腰斩，欧盟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双反”调查频发，折射出地缘政治与法律规制的复杂交织。ESG合规此时升维为核心战场，德国供应链法引发的供应商大清洗，加州气候披露法案驱动的数据系统重构，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议题已从道德倡导蜕变为刚性合规要求。 热力图以直观的颜色深浅展示了不同出海规划和国际化阶段组合下的企业数量分布情况。颜色越深的区域代表对应的组合下企业数量越多，有助于快速识别出海规划和国际化阶段之间的关联模式. 结合调研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已进入 “量质齐升” 的新阶段，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深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行业分化： （1）出海规模与增速：从 “试水” 到 “规模化布局” ·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77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8.7%，占全球份额的11.4%，较上年提升0.5个百分点，连续12年列全球前三，连续八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调研中，68% 的企业已在 1 个以上国家或地区开展业务，24%的企业在 4 个以上国家或地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