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

关于本报告 自2022年起，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AA）开始编制《大气中国》系列报告的特别篇“十年清洁空气之路，中国与世界同行”，通过指标图集的方式呈现了中国过去（特别是2013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后的关键十年）在清洁空气与气候变化领域的进展和历程，并通过与东亚、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典型国家的对比分析，提供互鉴，并识别未来的改进方向。该报告覆盖了六组指标，涉及空气质量、空气污染物排放、温室气体排放、能源、交通运输和重点工业行业。同时，在主报告之外，CAA围绕空气质量管理的主要议题也编写了专题子报告。 亚洲地理面积约占全球的30%，居住着世界上60%多的人口，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机动化的进程之中，同时面临着空气污染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挑战。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的规律。经济发展进入“高阶”水平的国家环境质量较好，反之，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较差。 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稳步高效地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在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实现“拐点”跨越，进入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双赢”的状态。而部分亚洲国家，仍然面临经济持续增长与更清洁的空气之间的权衡取舍，甚至是面临经济发展困境与环境质量退化的双重挑战。 致谢 报告团队 撰稿人 报告团队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教授对本篇专题报告的悉心指导和专业建议。 衷楠博士高级环境研究员 博士中国区项目总监万薇 一、亚洲经济发展与排放情况 亚洲经济整体增速快，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能源强度偏高 2023年，东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全球GDP占比约为32%（International MonetaryFund, 2024a）。同时，该地区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2023年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三分之二（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 2024b）。过去十年间，东亚、南亚、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尽管人均GDP水平仍然远低于欧美典型发达国家，但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快。从2020年开始，亚洲经济体受新冠疫情影响增速放缓，当前已呈现恢复态势。 图1 201 3-2022年亚洲部分国家与欧美典型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速 数据来源：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数据库 图2 201 3-2022年亚洲部分国家人均GDP与GDP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数据库 与欧美典型发达国家相比，亚洲发展中国家由于仍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普遍呈现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能源强度偏高的特点。其中，位于东南亚以缅甸和柬埔寨为代表的国家，正在经历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和能源强度的大幅上升阶段。在新冠疫情前的10年间，缅甸和柬埔寨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均达到7%，推动两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之一，正是工业行业的快速增长。2013-2022年，缅甸和柬埔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由32%和26%提升至38%和40%。伴随第二产业发展，两国能源强度同步上升，分别由6.12和5.98升至8.34和9.09百万焦耳/2015年不变价美元。 另一些国家在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上却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以中国为例，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努力，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已由2013年的43.9%降至2022年的39.9%。同期，中国也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取得进展，单位GDP能耗由14.15降至11.24百万焦耳/2015年不变价美元，降幅达到20%。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也均表现出类似变化趋势。 图3 201 3-2022年亚洲部分国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能源强度 数据来源：UNNationalaccounts，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数据库，2014-2023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各国污染物排放趋势存在差异，产业与能源结构发展变化是推动因素之一 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等方面的变化，是驱动空气污染物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变化的重要因素。以缅甸、柬埔寨和越南为例，第二产业占比和能源强度均在稳定上升，单位GDP空气污染物以及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呈现不同幅度的上涨趋势，其中以缅甸的增幅最为显著。2013至2022年，缅甸单位GDP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分别增长约204%、63%和115%。另一些国家由于煤炭消费比重增加，也表现出排放量的上升趋势。例如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煤炭消费比重在近十年明显上升，分别由26%和5%上升至35%和22%，并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单位GDP排放量上升。 与此对应，其它已经开始产业结构转型且能源强度已实现降低的国家，其单位GDP排放量则相应减少。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单位GDP排放量，均在近十年明显下降。其中，得益于一系列气候变化应对以及空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出台和有效执行，中国在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下降。2013至2022年，中国的单位GDPSO2、NOx及CO2排放量分别下降约93%、76%和31%。 图4 201 3-2022年亚洲部分国家单位GDP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数据来源：CommunityEmissionsDataSystem(CEDS)，EmissionsDatabaseforGlobalAtmosphericResearch，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数据库，2014-2023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图中单位GDPSO2、NOx排放量的单位为千克/1000美元（2015年不变价美元），单位GDPCO2排放量单位为吨/1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2017年不变价国际元）。 二、亚洲主要国家和典型城市的空气质量 南亚地区空气质量堪忧，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可达到WHO IT-1水平 亚洲一直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南亚地区，PM2.5暴露浓度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远超其它地区。南亚的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PM2.5年均浓度最高，2023年的年均浓度在40-80之间。影响这些国家PM2.5浓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砖窑和其他工业排放、农业废物焚烧和火葬、烹饪和取暖所用固体燃料燃烧等。另一方面，独特的地理和气候因素，也导致空气污染不易扩散，更容易在这一区域累积。据估计，在南亚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中，仅有不到一半是由城市内部产生的，这突显了区域协同减排的重要性（IQAir, 2022;WorldBank, 2022a）。 东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PM2.5暴露浓度虽然也较高，远超高收入国家地区及欧洲、美洲其它区域，但大部分代表性国家的年均PM2.5浓度，现已降至WHO最宽松的过渡目标IT-1标准（35）以下。亚洲发达国家空气质量相对较好，其中日本的PM2.5年均浓度已达到WHO的最严格过渡目标IT-4（10）。 图5亚洲部分国家年均PM2.5浓度（2023年） 数据来源：IQAir历史空气质量数据库。 超大城市空气质量整体向好，南亚城市空气污染依旧严重、甚至仍在恶化 近年来，亚洲超大城市空气质量整体呈现改善趋势。在本报告关注的28个亚洲超大城市中，超过八成城市在2019至2022年间的PM2.5三年滑动平均浓度有所改善。其中，改善比例超过10%的城市有10个，6个是中国城市。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推进国家层面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先后发布并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国在国民经济和工业化、城镇化保持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实现了整体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2013-2021年间，中国74个重点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下降约56%，SO2年均浓度下降约78%。2023年，中国发布第三个国家层面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明确了至2025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的目标和任务。 除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呈现整体改善趋势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空气质量改善幅度也比较大。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来源，主要为传统蒙古包居住区的原煤燃烧。2019年，蒙古政府发布政策，禁止在乌兰巴托的蒙古包区域燃烧原煤，并引入更为清洁的煤球作为替代燃料。2020年，乌兰巴托的年均PM2.5浓度显著下降，较2019年下降近25%，并在2021至2022年保持持续下降的走势。 尽管东南亚超大城市空气质量呈现整体改善趋势，但也存在空气质量堪忧的典型大都市。印度尼西亚是该区域污染较为严重的国家，首都雅加达长期是其中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导致当地交通及能源需求快速上升，当地PM2.5浓度水平自2017年起快速上升，至2019年上升幅度超过60%。虽然2020年以来，雅加达空气污染程度有所减轻（部分归因于疫情期间的生产及交通活动水平大幅下降），但其PM2.5浓度水平仍超出WHO指导值的8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城市空气质量的季节性波动很大，旱季特殊气象条件使空气污染问题更加突出。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泰国曼谷为例，干旱季节的PM2.5浓度水平可高出全年平均浓度水平的20%-50%。 南亚超大城市空气质量状况较差且改善不佳，甚至仍在恶化。位于南亚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孟加拉国首都达卡，PM2.5浓度远高于其它超大城市，分别超出WHO最新指导值的17倍和13倍。南亚其它超大城市，例如孟买、加德满都、伊斯兰堡和卡拉奇，空气污染也很严重，PM2.5浓度超出WHO最新指导值8-10倍不等。其中，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和首都伊斯兰堡在2019至2022年间的PM2.5三年滑动平均浓度上升幅度最大，分别达到8%和4.7%。 图6 2022年亚洲主要城市PM2.5年均浓度和201 9-2022年间改善比例 注：本图中改善比例采用三年滑动平均值改善比例，即2020-2022三年浓度均值相比2019-2021三年浓度均值的改善比例。数据来源：IQAir历史空气质量数据库。 三、环境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已成功实现拐点跨越、进一步证明空气质量改善与经济发展可以双赢 早在90年代，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广泛关注。1991年，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可能对美国本土环境造成的影响，GrossmanandKrueger(1991)首次对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也进行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的相关研究。随后，P a n a y o t o u( 1 9 9 5 )首 次 将 环 境 质 量 与 人 均 收 入 间 的 关 系 描 述 为 环 境 库 兹 涅 茨 曲 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EKC假说认为，环境质量起初随着收入增加而恶化，而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环境质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呈倒U型关系。 尽管目前对EKC假说仍有争论，但已有大量实证证据，支持各种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针对环境质量随收入水平改善的拐点位置，采用不同的环境质量指标与实证模型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一些覆盖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拐点可能在5000到10000美元（1985年不变价美元）附近（GrossmanandKrueger, 1993;GrossmanandKrueger, 1995;SheldonandSong, 1994）。 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变化也符合这一假说。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兴起，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至EKC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