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幻象—金融‘漂绿’的根源、类型及其应对

目录 前言1 “漂绿”的表现012 1.1. 金融之“绿”，绿在何处？1.2.“绿”的金融载体：中外之别1.3. 活动层面的“漂绿”：七张面孔1.4. 企业层面的“漂绿”：六种表现24514 “漂绿”的根源0218 2.1. 绿色偏好和绿色溢价：“名”与“利”2.2. 营销美化式的宣传：化动力为行动1826 “漂绿”的危害与应对0330 3.1. 危害：损人亦不利己3.2. 应对：源头渠道两手抓3034 结语41 参考资料42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介绍48 前言 “ “漂绿”最早来源于消费品。1986年，美国环保主义者杰·韦斯特韦德针对酒店业的“为环保免洗毛巾”倡议指出，由于酒店在其运营的其他部分并未采取措施减少废弃物生成，其“免洗毛巾”的呼吁并非真正考虑环保，而只是一种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营销手段。韦斯特韦德将这种行为称作Greenwashing，“漂绿”，又称“洗绿”。这一概念由此进入大众视线[1]。 随着环境和社会议题的越来越受到关注，以及可持续金融的兴起，“漂绿”的外延也渐渐从大众消费品扩展到其他产品、公司，乃至金融领域。如今，当人们谈到“漂绿”，有时提及的是绿色债券、ESG投资、碳中和……与最初的情景相去已经很远。 那么，金融版本的“漂绿”是否已经超越原有的内涵而进化为新的形式？人们与消费品“漂绿”旷日持久的斗争是否能为金融“漂绿”提供一些参考？ 本报告试图以文献综述的方式，从表现形式（是什么）、根源（为什么）以及应对（怎么办）等三个方面，结合消费品“漂绿”史，对金融“漂绿”做一个综合分析，为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的“镜鉴”。 【延伸阅读】 01“漂绿”的表现 负面筛选：将特定争议行业排除出投资范围； 正面筛选：只选择相对于同行符合较高ESG标准的企业； 1.1金融之“绿”，绿在何处？ 基于规范的筛选：按照一些国际组织（如经合组织、联合国劳工组织、联合国全球契约等）制定的规范进行筛选； 在探讨金融“漂绿”之前，可能需要解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绿色金融？其“绿”在何处？ ESG整合：将ESG风险和机遇因素纳入传统财务分析和投资决策中； 可持续发展主题投资：投资于特定主题领域； 在中国，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绿”主要是指资金被投入到“绿色”或支持“绿色”的经济活动领域。 影响力投资：为了实现积极的环境社会影响而进行的投资； 股东参与：作为股东发起ESG相关提案或对相关提案行使投票权。[3] 然而，对金融“漂绿”的指控往往并不局限于如上所说的绿色金融。我们常常看到关于某某ESG基金“漂绿”的新闻报道。那么，“ESG基金”也是“绿”的么？它的“绿色”与“绿色金融”的“绿色”是不是一回事？ 可见，由于“绿”或“不绿”说的只是环境类因素1，而ESG投资依据投资者关注点的不同，在E、S、G三因素的选择上可以有所侧重，因此，与绿色金融的以“绿”为根本属性相比，ESG投资并不一定都具有“绿”的特征。所谓ESG投资的“漂绿”，所指的只能是ESG投资中以“E”为投资依据的那一类，即“环境类的ESG投资”。 ESG基金属于广义的ESG投资下的金融产品。ESG投资指的是将ESG（环境、社会、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管理的投资活动。“金融”与“投资”所指向的是完全一样的活动，只不过“金融”很多时候包含融资方视角，关注点在于资金的使用；而“投资”则完全出于投资方角度，关注点在于资金的选择性投放和管理。 由于ESG投资中的“可持续发展主题投资”包含了绿色金融，本报告将“环境类的ESG投资”作为金融“漂绿”分析的对象。本报告出现的“ESG投资”，如无特殊说明，均指“环境类的ESG投资”。 投资者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管理。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的分类，ESG投资策略可归纳为五大类：筛选（又包括负面筛选、正面筛选，和基于规范的筛选）、ESG整合、可持续发展主题投资、影响力投资，和利用股东权利参与企业治理（股东参与或尽责管理）。 另外，我们还经常接触到可持续投资、负责任投资等概念。他们指的是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的投资活动。在ESG概念提出后，这在大多数语境下可等同于ESG投资。本报告也以ESG投资指代可持续/负责任投资。 我国存款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债券，2022年，境内银行存款付息率平均值为1.86%，[11]而2023年，债务总规模大于500亿的银行中，存续债券融资成本最低的也高于2.4%[12]。 1.2“绿”的金融载体：中外之别 相比起来，在发达市场，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所属的可持续发展主题投资只占很小的比例，可持续资产主要以股东参与和ESG整合为最普遍的管理方式，属于广义的ESG基金范畴。 为了分析金融“漂绿”的具体表现，第二个要解答的问题是：“绿”的金融载体，在不同市场是否一致？ 其次，ESG投资在资管中的规模也存在差异。中国ESG公募基金占公募基金1.6%左右，而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市场，可持续资产合计占被管理资产的24.4%。 由于ESG投资包含绿色金融，在此我们以ESG投资进行分析。 金融市场的成熟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中，相当大的部分仍然是存款的替代品，如货币型基金、银行理财、某些承诺保本或刚性兑付的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产品等，其特点是风险偏好很低且缺乏管理弹性；而美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中，超过75%是股票指数型共同基金，属于风险自担的股权投资。对照ESG投资五大策略，很明显后者能够给予基金管理者更多的操作空间。 从金融工具看，在我国，ESG投资通常包括绿色信贷、ESG证券投资、ESG股权投资等。据商道融绿统计，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我国责任投资规模达33.06万亿元，其中绿色信贷余额28.58万亿元，占比达86.5%；而中国的ESG公募基金规模为4383亿人民币，占公募基金总额1.6%左右2；可持续债券为3060亿人民币，略低于公募基金规模。[4] 而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2022报告[5]，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市场3合计的可持续资产（即，以ESG投资方式进行管理的资产）已达到30.3万亿美元，可持续资产占被管理资产的24.4%。GSIA按照主要的ESG投资策略分别统计了相应的投资规模。在五大ESG投资策略中，ESG整合曾经是最主要的ESG投资方式，一度占比43%；而据最新统计，主要采用股东参与策略的投资规模占比已达39.3%4，较2020年提升约20.7个百分点，逐渐成为ESG投资的主流策略。[6]显然，国际市场的ESG投资形式以ESG基金为主。 金融载体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市场下的“漂绿”指控可能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隐含意义。 1.3活动层面的“漂绿”：七张面孔 由此可见： 综合国内国际ESG投资的金融载体，与市面上的“漂绿”指控进行比对，可以按金融活动“漂绿”所指的视角将其分为“金融活动行为”和“金融活动结果”两大类，共七种表现。 首先，国内ESG投资以商业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为绝对主导，企业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较少，绿色信贷绝大部分也并未以绿色金融债的形式进入市场。 1.3.1. 行为之“漂绿” 究其原因，大约是：1）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业占金融业总资产的80%以上，超过80%的企业融资也来自商业银行[7]。2）我国商业银行的融资结构中以存款占主导，2021年末“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负债”占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负债61.7%[8]，相比之下，欧洲2022年存款占金融企业总负债33.7%[9]，美国2019年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中存款占比17.5%[10]。3） 大多数情况下，“漂绿”指的是金融活动的行为被冠以可持续之名却不符合可持续标准/原则。它主要表现为5种形式： 1. 分类漂绿 将不符合可持续资产分类标准的资产归为可持续资产。对于债券，“漂绿”的主体通常是融 如有专家指出，《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与国家标准分类目录存在两边无法一一对应的情况，对绿色的判定不一，手动填报也极易出现错漏，一些技术细节尚有讨论余地[17]。 资方（发行方）。对于贷款，“漂绿”主体通常是投资方（金融机构）。对于其余证券，“漂绿”的主体可以是融投资链条上的任何投资者，如设立“ESG基金”的基金公司，或投资于“ESG资产”的投资机构。 不同标准机构和不同监管体系下的绿色债券目录的差异也是造成“漂绿”争议的一个原因，严格来说并非真正“漂绿”。如根据气候债券组织的报告，2017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总额（价值1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43亿元）中有38%不符合气候债券组织的绿色债券定义。这一比例在2019年增加到44%[18]，在2020年增加到48%[19]。 ESG基金属于这一类“漂绿”重灾区。2021年，《经济学人》对世界上最大的20家ESG基金进行了分析，发现每只基金平均持有17家化石燃料企业的股份，包括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中国煤矿公司等。还有ESG基金投资于赌博、酒类和烟草企业[14]。虽然ESG投资可包含多种策略，但这些公司的纳入显然不符合可持续原则。 在《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发布后，中国在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22年7月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原则》对绿色项目的认定也主要以该目录为依据。因此，目前中国绿债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的合格绿色项目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核电、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客运铁路、环保装备制造、大气污染防治和低碳相关服务项目上[20]。 即便冠以气候或碳之名的基金也可能名不副实。Pucker的研究表明，贝莱德（BlackRock）设立的碳转型基金与ESG、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的关联度不大，信息技术和医疗保健板块的股票持仓量占该基金的41%，持仓量最大的个股是苹果（占基金的5%），其他重仓股还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可口可乐和迪士尼等与低碳转型毫不相干的股票。[14] 2. 用途漂绿 在中国，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主要部分，2013年银监会印发《绿色信贷统计制度》，每半年组织国内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统计工作。然而，绿色信贷统计早期缺乏详细的分类标准，且金融机构自报的信息不需第三方认证核查，在统计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报、错报风险。 声称所募集资金将用于绿色活动，实质却未用于绿色活动。这主要发生于绿色债券。“漂绿”主体为融资方（发行方）。 首先，从信息披露来看，并非所有绿色债券都在存续期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用途，存续期审查的比例也较低。 而绿色绿债也曾存在模糊地带。据统计，从2016年至2019年4月，中国境内共发行折合近1000亿美元贴标绿色债券，而总募集资金中近三分之一（310亿美元）在发行前未指明用途或有待分配，也包括一部分企业债、公司债。[15] 虽然在存续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信息披露是《绿色债券原则》（GBP）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在全球市场，只有77%的绿色债券发行人/占发行金额的88%披露了募集资金用途。[21]而在中国，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对截至2020（非金融债券）/2021（金融债券）来自382家境内市场发行人的、发行总额达1.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632亿美元）的627只贴标绿色债券的分析，存续期披露了募集资金用途的债券，从发行金额看只占74%，从发行人数量看只占65%，从交易数量看只占61%。[21] 出现上述现象的一个历史因素是，在绿色债券发展的早期，监管层曾推出一些阶段性的便利化措施以推动市场。如以公司债为例，便利化措施曾包括：获得“绿色企业认证”的公司发行绿色债券无需认证[16]；可以先注册绿债，到发行时或发行后披露资金用途，确保资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