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与全国性银行相比，城商行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服务当地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城商行普遍面临较高的地域集中度，过去十多年来的异地扩张对其信用质量有利有弊。由于不良贷款增长侵蚀其盈利和资本，个别城商行资本充足性承压。与其他类型银行相比，城商行近期承受了更大的坏账上升压力。包商银行被接管以后，城商行平均融资成本上升；但考虑到整个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合理充裕，我们预计城商行总体能够保持稳定充裕的流动性。由于城商行在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对于城商行群体的总体支持态度是明确的。但具体某家中小城商行所能获得的支持力度和及时性仍需逐案分析。
业务状况
城商行市场碎片化程度相对较高。中国共有134家城商行，占中国商业银行业总资产的16%。对大部分城商行而言，由于经营范围相对集中，对业务发展形成了一定限制，其业务规模通常小于全国性银行。鉴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容量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各家城商行的发展前景也各有不同。城商行所在区域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碎片化程度是影响其银行间市场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在人均GDP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省的城商行数量较少，那么这些城商行的业务规模通常较大，在省内的业务布局通常更加广泛，因此在银行间市场的平均利差往往相对较低。而如果一个省拥有多家城商行，那么每家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往往较小，更容易受到所处地区经济形势的影响，因此它们的平均市场利差往往相对偏高。我们认为，如果更多小型城商行在经济增速放缓阶段遭遇困境，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同省城商行整合为规模更大的省级城商行，以期克服小型城商行脆弱性的情况。城商行的异地扩张对其自身的信用质量有利有弊。部分城商行在实现地域多元化经营的同时，有效控制了跨区域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信用风险。但同时也注意到，异地经营可能增加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敞口，主要是因为银行对异地信用环境不熟悉，异地网络的操作风险和内部控制难度也相对更大。此外，由于异地贷款业务的扩张通常先于存款业务，很多城商行不得不加大对批发资金的依赖，导致其流动性压力上升。另外，从行业层面来看，过多城商行集中在同一个一二线城市开展业务，有可能造成过度竞争，导致净息差进一步收窄，并造成多头授信增加、风险管理难度加大。我们预计未来城商行异地扩展的步伐会放缓。一方面因为近年来监管机构对城商行的异地经营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城商行的坏账和资本压力持续上升，快速对外扩张能力受限。
资本与盈利性
受资产快速增长和不良压力上升两方面因素的影响，2019年末城商行总体披露口径资本充足率处于各类中资银行中最低水平，我们预计未来两年内资本压力还会持续。当我们评估城商行的资本水平时，我们会着重关注两类风险，一类是表外非保本理财产品对资本的潜在影响，另一类是拨备不足造成实际资本不足的风险。披露口径资本充足率并未将表外理财敞口纳入测算范围，因为银行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对投资者刚性兑付的义务。但是我们认为，非保本理财产品发生兑付事件会对银行造成重大声誉风险，这种风险对中小城商行的影响会尤为显著，因为中小银行的客户群规模和品牌实力本来就比较有限。因此我们认为，银行可能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保障投资者利益，从而对资本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我们认为，随着资管新规的逐步实施，净值型理财产品的推广和资金池的逐步清理，表外理财产品对银行资本的负面影响会逐步减弱。但在过渡期结束之前，我们在评估城商行资本状况时仍会考虑表外理财敞口的影响。我们认为，拨备不足也有可能对城商行的实际资本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拨备金额不足以覆盖实际信用损失，银行资本终将受损。最近几个季度以来，城商行整体拨备覆盖率止住了之前的下降趋势，趋于平稳，但仍明显低于全国性银行以及行业平均水平。尽管城商行平均净息差与整个商业银行业的水平趋近，但不同城商行间的净息差存在着明显差异。部分城商行专注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能够在贷款定价中获取更高的风险溢价，因此其净息差维持在较高水平。相比之下，部分城商行未能有效拓展小微市场，转而与全国性银行争抢大中型客户，偏弱的议价能力致使其净息差处在较低水平。受限于较小的经营规模和较高的信用成本，城商行整体盈利能力低于全国性银行。由于净息差水平低于农商行，城商行整体盈利能力也低于农商行。预计信用成本将是未来两年内影响城商行盈利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不同城商行间的盈利水平差异明显，2018年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分布于0.02%至2.7%的区间，主要是由于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实力以及城商行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公司治理能力各异所致。相比之下，在全国性银行之间，各行盈利性则较为相似。
风险状况
城商行业务的地域集中度高，通常容易受到当地经济环境的影响。相比于全国性银行最近几个季度相对稳定的不良贷款率，城商行不良贷款率自2018年以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客户信用质量下行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监管机构要求各家银行执行更加审慎严格的不良贷款认定标准。各城商行的不良贷款认定标准存在差异。2018年之前，90天以上逾期贷款未被划入不良贷款的情况较多，导致个别城商行实际拨备不足。自从2018年以来，在监管的努力下，银行五级分类认定更加审慎，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将90天以上逾期贷款划入不良贷款，这也是城商行近年来总体不良率提高的一部分原因。在总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各地经济表现不同，因此城商行资产质量表现的差异性加大。我们认为区域经济环境对于城商行的中长期信用状况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融资与流动性
与农商行相比，城商行的零售存款基础相对更弱，对批发资金的依赖更高。我们认为，这种状况是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方面，城商行的业务扩张风格相对激进，尤其是异地信贷业务扩张加剧了对批发资金的依赖。另一方面，全国性银行在城市地区具有广泛的零售业务网络分布，导致城市地区零售存款竞争激烈，对城商行发展零售存款带来了挑战。相比之下，农商行所处的县域和农村地区存款竞争相对有限。2019年5月包商银行被接管之后，很多城商行的银行间市场融资成本显著上升。2019年末开始，由于市场情绪逐步平复，加之央行维持合理充裕银行体系流动性，城商行同业存单平均市场利差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5月之前的水平。我们预计，在系统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大环境下， 2020年城商行的流动性将保持总体充足。另外，包商银行被接管以后，城商行的平均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开始高于农商行平均水平。在此之前，通常情况下，农商行的同业存单平均发行利率是高于城商行的，主要是因为农商行往往业务规模更小，资产质量压力更大。我们认为，包商银行事件以后，城商行市场利差较农商行的相对提升可能是因为城商行对批发资金依赖更大，即使在融资成本高企的情况下仍需要大规模发行同业存单。我们认为，目前投资者对于城商行的资产质量和风险治理情况尤其关注，导致城商行的资产质量情况与其流动性风险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关联。当城商行坏账情况恶化时，同业对手方和投资者会更加谨慎，其银行间市场融资成本往往会显著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个体信用质量
与全国性银行财务指标基本相似的情况不同，各城商行的财务指标差异很大。我们认为城商行不同的财务表现一方面是因为地区经济环境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银行管理质量、尤其是风险管理方面的差别。影响我们对城商行潜在个体信用质量看法的最主要因素包括业务规模以及资产质量水平。
外部支持
尽管2020年国内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我们预计城商行信用质量整体仍将保持稳定。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政府对整个城商行群体的支持态度是明确的，因为城商行在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包商银行事件中可以看出，政府并不对城商行所有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无条件的担保。因此，具体某家城商行能够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和及时性仍然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逐案分析。我们认为，城商行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城商行自身的个体信用质量、银行对各级政府的重要性水平以及相关政府的信用质量。
主体信用质量
由于地域集中度高，业务规模偏小以及对中央政府的重要性相对偏低，城商行的主体信用质量往往弱于领先的全国性大行。在我们的本轮测试中，城商行的最高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为[AAspc-]。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处于[AAspc-]或[Aspc]大类的城商行信用状况优于城商行平均水平，一般是具有较好地域分散度的大型城商行，或者是地处经济发达区域且管理能力较强的中型城商行。各城商行的主体信用质量差异较大。一小部分城商行近年来坏账增加，导致资本充足性略有压力，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往往处于[BBspc]大类。我们认为，如能在未来几年补充资本并逐步修复资产负债表，该类银行中长期仍可持续经营。另外，个别城商行因为之前风险管理不到位，尤其是内控存在缺陷，导致资产质量远劣于行业平均情况，存在较严重资本不足，该类银行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往往处于[Bspc]大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