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024项目前期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组成员 目录 执行摘要一、为何超越 GDP ？二、以何超越 GDP ？三、从收入到财富四、衡量综合财富五、衡量综合财富的实践经验六、政策建议参考文献iii13567911 史密斯Midsummer Analytics 负责人；IISD 高级顾问 秘书处协调员 费成博张妍哲国合会秘书处，秘书处支持与协调国合会秘书处国际支持办公室，国际秘书处支持与协调 执行摘要执行摘要 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呼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定义和衡量国家进步的方式。在过去的75年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国，都把进步等同于以GDP衡量的市场经济产出的增长。尽管这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许多人发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主流发展范式在人类世并不适用。尤其是气候变化，被视为重新思考如何衡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联合国秘书长指出，全球决策忽略了决策的长期后果，我们需要根据当今的现实而不是过时的观念来评估进展。他呼吁制定新的衡量标准，重视生命和福祉，而非短期利益。 尽管共识正在逐步达成，即各国必须超越 GDP，采用新的发展指标，但具体应选用哪些指标仍然存在争议。在选择这些指标时需要深思熟虑，由于 GDP 仍受决策者的青睐，变革很可能会遇到阻力。然而，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 Partha Dasgupta 爵士所说，GDP 可能“在短期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中不可或缺，【但】完全不适用于 ...... 识别可持续发展”（Dasgupta，2021年，第5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相反，“为了判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否可持续，【各国】需要采用一种经济核算体系来记录对其财富的【包容性】衡量”（Dasgupta，2021，第5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越来越多的专家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决策者需要关注财富管理，以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但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衡量。更确切地说，他们坚持，除了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外，各国还必须跟踪其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演变。这种广泛的资产组合被称为包容性财富或综合财富，以反映它涵盖了所有可能的资产类型（在此，我们称之为“综合”财富）。 推动超越 GDP 的发展，领导力不可或缺。Zhu等人（2023）认为，中国的双碳承诺隐含着“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决策（第2页），那么，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这一跨时代的变革中发挥领导作用。要扮演好这一角色，在此建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从2025年开始启动一项专项政策研究，以便： ●促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中国政府的其他中央机构参与讨论超越 GDP 的重要性，以及综合财富作为五年计划工具之一的价值，并为中国领导层寻求机会，促进综合财富作为超越GDP的一种方式，并参与地区和全球综合财富的持续发展。 ●以综合财富为基础，编制中国超越GDP的概念框架，并考虑该框架如何与中国现有的衡量福祉相关的努力相协调，包括绿色 GDP、生态生产总值和其他重要指标。 ●为中国某一地区（如鄂尔多斯市）或某一国有企业编制试点综合财富数据，重点关注可利用现有数据来衡量的综合财富组合要素。 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应让其决策者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参与到有关综合财富及其在超越GDP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讨论中来。中国还应资助国家统计局开展必要的研究和数据开发，以衡量国家的综合财富组合。综合财富指标应与GDP同时公布。先进的国家统计局——如中国国家统计局，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协同努力，应该能够在两年内做出有用的估算。最后，中国应致力于将综合财 富指标纳入决策过程。例如，这意味着将财富的衡量和管理作为五年规划过程的核心部分，并确保对官员的激励与财富最大化而非收入最大化相一致。如此将确保一种更加平衡的视角取代当今的短期偏见，而这种视角应完全着眼于长远利益——世界所有公民的可持续福祉。 一、为何超越 GDP ？ 世 界 面 临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战， 气 候 变 化 已 对 自 然 系 统 造 成 了 不 可 逆 转 的 影 响（Pörtner et al.,2022），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气候变暖将在 21 世纪 20 年代超过巴黎协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Hansenet al., 2023）。全球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正在恶化（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2019）。除了环境挑战，还有同样不容乐观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例如全球冲突加剧（ACLED，日期不详），私人和公共债务水平不断攀升（IMF，日期不详），社会信任下降和分化加深（Edelman，2023）等。 当今严峻的形势，呼吁人们从根本上改变过去 75 年来，世界各国定义和衡量国家发展的方式（Zhuet al.，2023 ；Zhang，2023）。主流发展范式将国家发展等同于市场经济产出的增长，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GDP 增长不可或缺，政治家、投资者、商界人士和公众都将其视为国家发展状况的首要试金石。如果 GDP 增长，一个国家就是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果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负增长，那么警钟敲响，人们就会呼吁改变方向。这一指标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一增长范式下取得了很大进步，至少如果只把 GDP 增长本身作为衡量标准。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 GDP 衡量的全球经济产出增长了 10 倍以上（World Bank, 2023），同期人口（仅）增长了约三倍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2023），这意味着许多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增加，这是增长带来的成果。极端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1950 年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下降到今天的约 10%（Moatsos，2021）。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这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了近 13 倍，超过了世界平均需要七十年才能实现的水平（Feenstra et al.，2015），也因此，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从 1978 年的超过90% 下降到今天几乎为零。 尽管主流增长范式成功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许多人认为这与人类世1的目标不相符（Waterset al.，2016 ；Oreskes，2024）。批评者指出，GDP 增长不应再作为政府政策核心目标，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已充分证明了变革的必要性2。尤其是气候变化，让我们重新思考，应当如何建设经济 和基础设施、如何旅行、如何应对全球流行病、甚至如何饮食（Oreskes，2024）。知名经济学家把中国的“双碳”目标，即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称为“对旧的发展叙事的变革，兼顾发展目的、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Zhu et al.，2023，第 1 页）。 专栏 1 - GDP 作为福利衡量标准专栏 1 - GDP 作为福利衡量标准 尽管 GDP 被广泛用作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但其设计初衷并非如此。据编制 GDP 的国际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European Community et al., 2009; 第 12-13 页），该体系“在设计时并未将福利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且“期望经济核算体系自然而然地成为完美的福利衡量标准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因为“个体的福祉或福利状况并非仅由经济因素决定”。尽管如此，该体系承认，无论有意或无意，“GDP 经常被当作福利的衡量标准”。它列举了几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 GDP 不适合作为衡量福利的标准。 世界各国领导人也逐渐认同，使用超越 GDP 的方法作为发展的主要衡量标准。联合国秘书长明确表示，“全球决策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了长期后果”（United Nations，日期不详）。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基于现状的经济分析，而不是过时的经济发展观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纠正衡量进步和繁荣的一个重大误区”。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吁“新的衡量标准，重视多数人的生活和福祉，而非少数人的短期利益3”。七国集团领导人也认识到，仅靠国内生产总值“不足以衡量发展”4。专栏 1 中概述了 GDP 在这方面的缺陷。 ●市场价格不能反映每一额外消费单位对不同群体的不同价值8；●许多提高福利的商品和服务是在市场之外生产的，因此不包含在 GDP 中9；●灾害性事件会对福利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却可能带来 GDP 的增长；●市场价格未能体现环境恶化对福利的消极影响； 联合国的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诸多具体目标和相关指标代表了超越 GDP、迈向综合发展议程的广泛共识，虽然较为宽泛5。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的最后一个目标——目标17.19——明确呼吁各国政府“以现有倡议为基础，制定可持续发展进展的衡量标准，以补充国内生产总值”6。如上所述，在通往 2030 年的路上，这一目标决不能成为事后诸葛亮之思。 ●如前所述，许多福利来源与 GDP 衡量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无关。（European Community etal.，2009 ；第 1 章，H 节）。 二、以何超越 GDP ？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指标在政治上得到了认可，但仅靠它们还无法超越 GDP。原因之一就是数量太多。联合国秘书长也指出，衡量框架应更为简洁，超越 GDP 意味着找到最多 10 到 20 个指标。因此，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缩减到更易于管理的规模，这种精简颇具挑战性。 尽管超越 GDP、采用新的发展衡量指标已逐渐成为共识，但究竟应采用哪些指标尚有争议。在选择时这些指标时需要谨慎考虑，因为 GDP 仍然受到决策者的青睐，变革很可能遭遇阻力。作为一种参考，GDP 有很多优点，它简明扼要，用一个数字概括了大量信息；它稳健可靠，是几十年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晶；尽管存在很多缺点，它与决策者和公民所关心的问题息息相关，GDP 所衡量的（人们口袋里的收入）很重要。因此，超越 GDP 并不意味着放弃 GDP，我们需要的是补充性指标，这些指标既能为碳约束时代可持续的政策决策提供基础，又能与 GDP 的简洁性、稳健性和实用性相匹配（Bizikova et al., 2022; Smith et al., 2022）。 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衡量框架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这些目标在 2030 年后将面临评估，且很可能被其他目标所取代。在衡量框架中，这种不稳定性恰是不可取的。缺乏稳定性7，编制标准所需的统计系统，以及根据标准采取行动所需的政治系统，就无法不断调整和演变。 这两项挑战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超越 GDP 的衡量标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它明确而鼓舞人心地关注社会福祉、尊重人类生命和地球、减少不平等，但这远不是终点。 有观点认为，只需对 GDP 进行修改，以弥补其不足。最早的此类提议之一是 Nordhaus 和 Tobin（1973）的“经济福利量度”，它在 GDP 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考虑了家庭中的非市场生产、闲暇时间价值以及城市生活中造成福利减少的因素。后来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和“真实发展指标”都是以 Nordhaus 和 Tobin 的理论为基础的（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20）。 虽然改进 GDP 使其成为“更好”的衡量福利标准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这种改革本身并不够10。即使以各种方式改进 GDP，它仍不足以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核心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衡量，未来福祉的决定因素总会超出 GDP 的范围。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 Partha Dasgupta 爵士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论《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中所言，GDP 可能“在短期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中不可或缺，【但】完全不适用于 ...... 识别可持续发展”（Dasgupta，2021，第 5 页，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相反，“为了判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否可持续，【各国】需要采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