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 马彦瑞1，刘强2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大数据学院，河南郑州450046；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北京100070）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有待验证。该研究选取2004—2020年中国1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污染”和“碳排放”两个维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该结论在考虑了DID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规模”三维城市属性看，减污降碳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人力资本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加显著；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③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除了直接对减污降碳存在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推动三次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以及绩效型技术创新而有效促进减污降碳，但投入型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尚不明显。该研究为下一阶段中国区域污染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应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减污降碳，同时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和绩效型技术创新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释放新型城镇化在区域绿色发展中的红利。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减污降碳；双重差分模型；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4）01-0033-13DOI：10.12062/cpre.20230729 改革开放以来，在要素和投资规模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城镇化建设成就斐然［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底GDP已突破100万亿元，城镇化率达到65.22%。然而，以重数量轻质量为主的传统城镇化在扩张的同时引发了环境承载力不足、能源利用效率低和污染排放上升等一系列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2］，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要让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新要求。因此，如何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促进减污降碳，有效提升环境质量，全面构筑绿色发展道路，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城镇化强调了低碳城市和绿色城市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生产力布局。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新型城镇化将是增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了新型城镇化试点申报工作，试点地区主要任务之一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加快绿色城市和低碳城市建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再次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共建，着力推动绿色发展，这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对提高城市环境共治能力进而有的放矢地开展减污降碳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以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为切入点，聚焦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以城镇化率增长为主的传统城镇化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系正全面推进［3］。聚焦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政府主导的新型 1文献综述 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绿色转 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环境质量［20-21］。此外，高 铁 开 通 能 显 著 降 低 城 市 雾 霾 污 染 和 工 业 碳排放［22-23］。 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其影响效应研究。一是已有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道路的反思和调整，涵盖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四个方面的内容［4］。二是新型城镇化的测度，部分学者以城镇人口比重和土地面积占比表征城镇化［5-6］。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由于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这些迁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并不计入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存在城市密集扩张、重复建设、非法占用耕地和资源浪费等问题［7］，这与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符。因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无法全面反映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进一步地，一些学者从人口、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新型城镇化进行测度［8］。三是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主要集中于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研究。就经济效应而言，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9］。在社会效应上，一方面，“先城 后 产”的 新 型 城 镇 化 发 展 路 径 有 利 于 居 民 福 祉 的 提升［10］；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试点扩大了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11］。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鲜有文献从政策评估的视角出发，探究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鉴于此，有必要将新型城镇化试点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评估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本研究的贡献可能表现在三个方面：①立足绿色发展的背景和碳达峰碳中和的新要求，从减轻环境压力的视角切入，基于“污染”和“碳排放”两个维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②从城市“区位-特征-规模”三维框架、不同环境污染水平和碳排放水平下，探究新型城镇化减污降碳政策效果的差异性；③基于“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和“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原则，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分析新型城镇化减污降碳的作用机制，并借助经验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作用机制的存在性。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处于以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为主的关键时期。与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需要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解决传统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土地利用粗放、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最终促进 城 镇 化 向 资 源 节 约、绿 色 低 碳 和 生 态 环 保 的 方 向 转型［3］。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24-25］。因此，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生态文明，绿色低碳”“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的基本原则，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作用机制（图1）。 （2）关于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从既有文献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镇化可以降低环境污染，如张腾飞等［12］认为城镇化可以通过清洁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降低环境污染；邓翔等［13］指出扩大城市规模可以减轻地区环境污染程度。二是城镇化加剧了环境污染，如邵帅等［2］认为城镇化与雾霾污染因样本选择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全国范围上城镇化处于加剧雾霾污染的阶段，而东部地区城镇化与雾霾污染表现为倒“U”型关系。三是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穆怀中等［14］基于27个国家面板数据，证实了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影响；李佳佳［15］研究发现，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呈倒“N”型，而中部地区则为“U”型。可见，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新型城镇化直接促进减污降碳的原因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新型城镇化明确提出要推进绿色城市的建设，而绿色城市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城市发展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发展，并开展区域联防联控联治，为减污降碳提供了主体理念支持。第二，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城市规划和管理，倡导文化传承，有利于促进环保知识的普及和应用，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促进减污降碳。第三，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交通布局更加合理，交通体系逐渐趋于完善，居民倾向于选择低碳的方式出行。而且，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公共设施的完善，家庭能源消耗中的煤炭设备逐渐被电气化设施取代，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变得清洁化，也有利 （3）关于政府相关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一是区位导向型环境政策效果评估，如生态文明试点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实施提升了环境质量［16-17］。二是非区位导向型环境政策效果评估，如两控区、河长制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等［18-19］，研究发现河长制达到了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果。三是经济导向型政策，如智慧城市、文明城市和高铁开通等，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和文明城市可以通过促进 载体和依托，其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作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可以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环境污染［24］。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说2：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减污降碳。 于减污降碳，从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1：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助于促进减污降碳。 2.2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间接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减污降碳的间接影响机制包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第一，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促进减污降碳。新型城镇化可以加速绿色城市的建设，部分企业开展的低附加值生产线在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下“关停并转”，积极拓展其他低污染、高效益的生产线，逐渐催生一批环境友好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发展，从而引致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也伴随着人口集聚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人口集聚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26］，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变革扩大了工业制成品和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促进了新兴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入驻，如光纤通信、科技研发、金融保险和信息传输等产业，从而驱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27］。新型城镇化还实现了人才和产业的区际互动，有助于细化社会分工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可以通过蒂伯特选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8］。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具有“污染控制体”和“资源转换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模式和环境质量［29］。第二，新型城镇化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减污降碳。新型城镇化提倡发挥城市创新载体的作用，增强城市创新能力。为了建设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会加大创新基础设施投入，营造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依托教育和人才等优势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从而提高当地的创新水平。新型城镇化发展也伴随着高人力资本和创新人才的集聚，有利于创新基地的形成，从而企业可以共享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等公共资源。新型城镇化还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 3模型设计、变量与数据说明 3.1模型设计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工业SO2和碳排放的影响，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城市i在t年份的人均工业SO2排放量和人均CO2排放量；NewUrbanit为新型城镇化政策虚拟变量，是新型城镇化试点实施时间与是否为新型城镇化试点的交乘项。Xi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含金融发展水平（Fin）、经济发展水平（Pgdp）、环境规制（Env）、能源结构（Ens）、环境基础设施（Cov）和人口规模（Den）；α1和α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μi和υ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为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减污降碳的作用机制，在式（1）的基础上增加两个递归模型，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式中：式（2）为新型城镇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Mit为中介变量，下文将对中介变量进行详细阐述；β1和β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式（3）为新型城镇化与中介变量对Yit产生的共同影响。ϕ1、ϕ、γ分别 为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若β1、ϕ1和ϕ同时显著，且|ϕ1|<|α1|，表明Mit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效果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