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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产业链联动效应 孙慧1,2,夏学超1,2,祝树森1,2,杨泽东1,2 (1.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46;2.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摘要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不仅是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着力点,亦是在市场经济中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是探讨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重要视角。基于约束效应、同群效应、规模效应3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使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探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效应的内在机理、联动类型和联动模式。实证结果表明: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存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有助于焦点企业降碳减污的协同推进。②产业链依赖度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以及与上下游企业技术研发合作越紧密的焦点企业,其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受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越强。③界定焦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类型发现,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同时受到上游供应商企业推动和下游客户企业拉动的影响,但是下游客户企业拉动效果更强。④界定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学习行为特征发现,焦点企业是通过主动学习来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跨行业模仿学习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提升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促进企业微观个体实现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目标,强化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政府应该制定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专项规划,精准扶持存在联动困难的企业。企业要加强向具有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优势的标杆企业学习,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前实现。 关键词焦点企业;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产业链联动效应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4)03-0016-14DOI:10.12062/cpre.20231004 而喻。随着降碳减污全流程把控认知的深化,产业链多节点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受到政商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7]。2022年,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强调,要强化源头防控,紧盯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主要来源,突出主要领域、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因此,探究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微观机制,能够为中国产业链提质升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不仅是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着力点,亦是纾解社会经济可持续转型障碍的重要举措[1-2]。作为环境责任的主体,企业实现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降碳减污协同推进通过提升企业绿色金融信贷能力拓展企业融资渠道[3];另一方面,降碳减污协同推进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和市场竞争力[4]。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不仅是企业个体独自战略决策,同时受到与企业存在业务往来的上下游以及企业所在市场环境的影响[5]。上游供应商原材料绿色低碳属性决定企业源头排放水平,下游客户商环保产品需求决定企业生产绿色低碳化能力,产业链内的企业合作已经成为企业解决环境问题的选择之一[6]。因此,从产业链视角分析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重要性不言 1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了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驱动因素。由于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具有同根同源的特性,多数学者认为降碳减污能够实现协同推进,并从区域层面论 行为的影响[2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域间贸易壁垒、产业间贸易壁垒、行业间贸易壁垒以及企业间贸易壁垒逐渐被打破,以物质、知识、资金和人力为表征的要素沿着产业链在区域、产业、行业与企业之间流动和交换[27]。基于产业链联动效应,物质流、知识流、资金流和人才流能够助力产业链中焦点企业管理决策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促进焦点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企业之间以及焦点企业与下游客户企业之间的降碳减污协同推进高效联动[28]。综上,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降碳减污联动效应可从约束效应、同群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进行分析。 证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8]、环境税政策试点[9]、环境规制[10]、数字经济[11]等所产生的影响。探索企业层面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研究较为匮乏。仅部分文献报道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受到政府补贴[12]、环境规制[13]、生产技术创新[14]的影响。上述研究对象多为企业自身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就产业链中企业之间的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互相影响研究缺乏,仅部分文献梳理了供应链中企业低碳需求和供给产生的原因。如,从下游客户需求来看,客户的环境责任压力会传递给企业,倒逼企业实行低碳发展战略并加强环境友好型产品供给[15]。从上游供应商供给视角来看,企业生产活动对高碳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会影响企业生产活动中的低碳行为,因此,降低对高碳原材料供应商的依赖会降低企业生产源头碳排放[16]。此外,部分学者研究产业链节点企业之间降碳减污博弈关系,情景模拟结果显示企业降碳减污受到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商企业的影响[17-20],但是合作情境下企业降碳减污效果最优[21-22]。 (1)约束效应。约束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规范和制约着企业生产活动和发展模式[29]。正式约束强调通过政府制定的制度和法律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30]。在约束条件下,企业易于与其他企业一致遵守限制条约,形成企业间相似的发展模式,并引致企业之间“组织域场”的形成。长期遵守约束条件形成的企业发展关系模式趋向稳定,并形成企业群体范围的趋同特性,进一步促使企业间发展模式和发展结构更为相似。产业链上,焦点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企业和下游客户企业一致遵从相同的制度和法律等约束条件,这促使包括上游供应商企业、焦点企业以及下游客户企业在内的产业链“组织域场”企业服从相同的发展战略。非正式约束强调社会道德和文化习俗,是社会经济活动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规制条件对其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制约[31]。企业经济生产活动符合社会道德和公众诉求的企业具有合法性特征,能够获取受众的支持,进而获取经济活动所需的资源[32]。这意味着企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等受到社会道德和公众诉求等非正式约束的影响。对于焦点企业而言,符合社会低碳发展要求,满足公众低碳绿色发展诉求是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当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遵从非正式约束而获取正面评价和支持时,有助于实现企业合法性目标。产业链上的焦点企业为了获取同样的资源和支持,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必然保持一致的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战略行动。值得注意的是,焦点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业务往来存在质性区别。焦点企业与产业链上游企业主要以原材料供给为导向开展业务往来,与产业链下游企业主要以提供产品需求为导向开展业务往来。由于业务性质区别,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面临约束条件时的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对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个体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综上可知,从产业链视角研究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的分析明显不足。为此,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以焦点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探析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对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产业链联动效应。首先,基于企业碳排放、污染排放和经营收入指标建立多维度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指标评价体系,进而综合评价焦点企业及其所处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的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综合值。其次,结合约束效应、同群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索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焦点企业降碳 减 污 协 同 推 进 的 联 动 传 导 机 制,验 证 产 业 链 联 动 效应。再次,考虑到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受到内外部环境多重因素影响,构建焦点企业产业链依赖度、行业竞争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合作程度等指标,探索不同情境下产业链联动效应的异质性。最后,通过比较焦点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城市区域其他企业以及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差异性,界定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的类型、行为模式和行业特性。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产业链是指各个部门或者企业基于价值链关系按照经济联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产业链条中 包 括 与 焦 点 企 业 直 接 关 联 的 多 个 上 下 游 企 业 节点[23-24]。企业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焦点企业与产业链上游供应商企业和下游客户企业进行业务往来,形成了产业链联动效应[25]。链条中的焦点企业,其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必定受到与焦点企业存在贸易关系的上下游企业 (2)同群效应。焦点企业同群效应强调企业会受到群体内其他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产业链上的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存在差异,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能力水平不 会责任数据库,并通过手工整理进行合并汇总。关于企业所处产业链上下企业的识别,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采用供应链网络来确定焦点企业与上游企业的采购交易以及与下游企业销售交易的关联,即焦点企业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参考Chu等[39]的企业网络关联节点分类,建立焦点企业-供应商(客户)-年度数据集。例如,焦点企业(F)当年(2021年)与多个供应商(客户)(G、K)存在业务关系,则构建F-G-2021、F-K-2021的观察值。具体地,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中国沪深A股的焦点企业前五大供应商(客户)企业信息,筛选焦点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企业均为上市企业的研究样本。整理样本过程中,手动删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以及ST和*ST的公司(公司净利润连续为负的股票标记ST,而净利润为负且年营收不足1亿元的标记*ST)样本。为了确保数据的精准性以及保证数据的可用性,共选取了896家企业的1509个观察值。 一,焦点企业高于或者低于产业链上其他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能力水平,焦点企业易在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上呈现“同群效应”。其一,当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水平较高时,为了应对产业链依赖度、行业竞争、环境不确定性等弱化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因素所产生的风险,焦点企业会综合自身发展短板,主动学习和模仿有意向合作的上下游企业的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行为措施。其二,当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水平低于产业链上其他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水平时,即焦点企业与链条上的企业相互模仿学习。为了保持产业链上“供-产-销”运行机制的稳定和降低企业自身风险,焦点企业主动向上下游企业学习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相关发展战略和知识技术[33],尤其是向处于同一产业链链条上具有高水平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的标杆企业学习[34],实现焦点企业与产业链上其他企业协同发展。由于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导向和缘由差异,焦点企业抑或主动学习其他企业以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抑或被动模仿其他企业以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因此,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学习模式存在差异。 3.2变量定义与测度 3.2.1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指标 (3)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可以分为供给方规模经济和需求方规模经济[35]。供给方规模经济表现为生产成本随着生产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下降[36]。源头污染是企业碳排放和污染排放的主要阶段,亦是企业进行降碳减污的主要环节。产业链中随着上游供给方绿色低碳原材料供给规模的扩大,不仅焦点企业所需承担购入材料成本下降,降低企业技术挤占成本,同时减少源头上高碳排放和高污染排放的经济生产实践活动,助力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需求方规模经济又被称为网络外部效应,强调随着产业链中节点企业数量的增多,企业关系网络不断扩大,焦点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溢出和资源支持[37]。焦点企业关系网中的节点企业不仅包含同行业企业,也包含非同行业企业。由于非同行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和目标存在差异,产业链上行业的一致性对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存在差异。此外,企业网络关系构建中,焦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存在共生共享共发展的生存机制。为更好地维护焦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稳定关系,焦点企业通过学习模仿机制增强与其他企业的战略发展一致性[38]。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已有学者使用多种方法测度了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指标[9,40]。综合现有文献,本研究通过构建降碳减污指标体系测度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水平。根据Yi等[40]的做法,进一步通过改进降碳系统和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