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金融前景趋于稳定，但财政政策回归常态面临挑战。2023年财政总量逆转，高债务和高赤字问题突出。预计2024年总体基本赤字将收窄至GDP的4.9%，但公共财政仍存在重大风险，尤其在“选举大年”背景下，财政滑坡风险加剧。通胀虽缓解但仍需“最后一里路”的努力，融资环境对通胀和利率敏感，美国财政和债务压力通过利率溢出效应影响其他地区，中国经济放缓也带来财政挑战。若不采取财政整顿，疫情后财政政策回归常态可能需数年，中国和美国公共债务预计将超过历史峰值，全球公共债务到2029年预计将接近GDP的99%。
为应对挑战，多数国家需采取财政整顿措施，加强债务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性。应立即终止危机时期支持措施，抵制政治预算周期，通过改革遏制支出压力，如实施福利改革。技术前沿经济体可通过支持创新、基础研究投入等政策促进长期增长。税收收入需跟上支出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有空间通过改善税收体系增加收入。可信财政框架有助于重建财政空间和降低债务脆弱性。
加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改进全球债务重组架构（如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帮助脆弱经济体恢复债务可持续性。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等技术问题讨论、提高财政和债务透明度、企业税收和碳定价方面的国际合作有助于解决共同问题。
《财政监测报告》第二章指出，创新是生产率增长的关键，但近年增长放缓，创新步伐不均衡且传播放缓。政府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等背景下，需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创新和技术传播。产业政策需谨慎，目标部门应产生可衡量的社会效益且具备落实能力，歧视性政策可能引发报复。应优先支持拓展人类能力的技术和促进社会效益较大的部门应用人工智能。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需制定支持创新的政策组合，包括为基础研究提供公共资金、为初创企业提供研发补助、鼓励企业研发税收激励，公私合作可降低成本。精心设计的政策组合可产生可观经济增长和财政红利，如发达经济体每年将研发支持占GDP比例提高0.5个百分点，GDP增幅可高达2%。需建立连贯简单的税收制度，并辅以结构性、竞争性、贸易和金融政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重点促进技术传播，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加速技术扩散，可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激励措施。为支付支出并获取红利，需提高支出效率并升级税收制度，如征收增值税、缩减无效的企业税收激励等。国际协作对发挥全球创新潜力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