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学科动态2024年第3期：全球治理中的安全化

全球治理中的安全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本期执笔 杨嘉豪张尊月蔡皓宇孟思宇 专题序言 安全化既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是哥本哈根学派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本期《全球治理学科动态》以“全球化中的安全化”为主题，回顾了安全化理论的历史与发展，分析了美国借安全化策略合法化芯片出口管制的手段，展现了欧盟在数字领域的安全化考量，并引入“去安全化”视角考察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对本体性安全的重构。这些近期文献揭示了安全化在不同领域的多维度表现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表明安全化对经贸、科技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需警惕“泛安全化”风险，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本期目录 1.Stephane J. Baeleand Diana Jalea, “Twenty-five Years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A Corpus-based Review,”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1, No. 2, 2023.2.Hai Yang, “Securitization, Frame Alignment,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US ChipExport Controls on China,”The Pacific Review, forthcoming.3.Daniel Mügge, “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EU’s Digital Tech Regulation,”Journal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30, No. 7, 2023.4.Adrian Pop, Ioan-David Onel, “(De)securitization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Caseof the U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The Chinese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1, 2023. 本期审校 陈兆源、杨嘉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Twenty-five Years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 ACorpus-basedReview” 《安全化理论二十五年：基于语料库的回顾》 自25年前首次提出以来，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 ST）已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安全化理论的奠基性文本包括Wæver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章节（1995）和Buzan等人的《新安全论》（1998）。尽管安全化理论在国际关系（IR）领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成就和缺陷也逐渐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些讨论集中在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在种族和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等方面。近期，更是有学者对该理论的种族主义基础提出指控，这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在这一不稳定的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自1995年以来（截止2020年）在15种主要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的171篇安全化论文，识别出安全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两大主要失衡：理论发展丰富但实证工作不足，以及理论未能全球普及而显示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本文旨在通过揭示这些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提供清晰且可操作的观察，帮助学者们重新组织当前的辩论和争议。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1995至2020年期间在15种主要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的171篇安全化研究文章。这些期刊的选择基于几方面的考虑： 1）核心列表包括了Wæver（1998）1研究中的8种期刊，以便在相同基础上继续讨论； 2）扩展列表包含了所有政治科学协会或组织中明确面向国际关系的期刊，以及所有在SJR（SCImago Journal Rank）排名中位列“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类别前20的期刊。 3）额外增加了《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该期刊的长期存在及其最近关于安全化理论的专题讨论，使其也被纳入研究对象。 据统计，总共纳入了171篇文章，这代表了过去25年安全化理论的主要发展。 通过对171篇文章进行编码分类，文章发现了安全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失衡问题： 第一，理论高于方法，即理论发展与实证工作的失衡。首先，安全化理论在理论发展方面迅速且多样，但实证工作的努力却相对不足，在171篇文章中，超过一半（89篇）主要是理论性的，只有10篇主要是实证性的，其余文章则在理论和实证上保持相对平衡。大部分安全化研究仍然是抽象的，只有少量文章具有明确的实证问题。这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领域内，特别是批判性国际关系研究中，对高层次理论的重视和对方法学的相对忽视。其次，方法是安全化理论研究的弱点，对理论的偏好伴随着对方法论的忽视，在82篇具有实证内容的论文中，仅有48篇采用了明确可识别的分析方法，且其中只有13篇文章全面解释和证明了所选方法的参数。 第二，欧洲高于其他国家，即安全化理论存在地理分布的失衡。首先，文章的分布严重偏向于选定的少数期刊，171篇文章中有71篇发表于《安全对话》 （Security Dialogue），期刊编委会主办机构的位置具有重要影响，欧洲大学更加偏好安全化理论的文章；其次，文章的作者所在地区和国家具有鲜明的特征，学者所属机构位于欧洲的占据了所有机构的76%，其中英国更是安全化理论研究的中心，而来自南美、亚洲和非洲的学者几乎缺席，这反映了当前安全化理论仍坚定地扎更于欧洲学术界。 安全化理论在其25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也面临着显著的失衡问题。本文通过对171篇安全化研究文章的系统回顾，揭示了理论与实证的失衡以及地理分布的失衡。这些失衡问题不仅反映了理论发展的不足，也揭示了地理分布和学术定位上的局限。本文建议，未来的安全化理论研究应更加注重实证工作的开展，并努力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应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为学者们提供了清晰且可操作的观察，为安全化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确保“安全化研究的未来”。 编译：杨嘉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Securitization, FrameAlignment,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US ChipExport Controls on China” 《安全化、框架整合与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合法化》 2022年10月7日，拜登政府出台了针对中国的广泛芯片出口管制，旨在阻止中国获得先进芯片、设计先进芯片的软件、芯片制造设备、制造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零部件，以及自主研发和生产先进芯片的技术。本文探讨了拜登政府通过框架整合的安全化方式合法化其新规的路径。 作者以2022年9月至2023年3月美国与出口管制相关的官方文件（主要来源美国白宫、商务部和国际清算银行）为基础，以“出口管制”、“半导体”和“芯片”为关键词构建语料库，对美国将中国获得先进芯片视为安全威胁的主张进行定性分析。 框架理论（frame theory）被广泛用于研究精心构建的语言表述如何塑造和组织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核心前提是“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并被理解为对多种价值观或考虑因素具有影响”。框架（frame）就是选择并强调问题的某些方面，以“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或治疗建议”。 合法化芯片控制的关键在于构建威胁、整合框架。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是将行为体的解释框架与其受众的解释框架相联系的过程。本文选取了框架放大、 框架桥接和框架延伸三个过程用以分析技术如何改变和放大三个所谓“中国威胁论”涉及的主要维度（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感。美国官员通过框架整合寻求将中国获得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技术的渠道安全化。 框架放大（frame amplification）指将现有框架理想化、清晰化或活跃化的做法，体现于美国高度重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其技术领先地位和中美技术竞争。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先进芯片技术等战略技术的领先地位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明显减弱经济考虑和对经济安全的重视，并坚称新的限制措施不是为了遏制经济，而只是为了国家安全。 框架桥接（frame bridging）涉及将“两个或多个意识形态一致但结构上没有联系的框架”连接起来，体现于美国官员寻求将芯片出口管制的理由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突出向中国提供先进芯片与中国开发先进军事系统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为出口管制提供了法律基础。同时，美国还将减缓技术进步与应对人权等问题相联系，进一步模糊了基于价值的外交政策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 框架延伸（frame extension）指框架行动者的利益和框架“超越其主要利益，将目标受众认为重要的问题和关切纳入其中”，主要涉及美国的盟友及其国内私营部门。为争取美国盟友的支持，美国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吹捧为共同事业，强调美国与盟国需在应对中国运用先进芯片增强军事能力和加速军事现代化所带来的威胁方面保持一致，从而将国家安全问题转变为集体安全问题。对于私营部门，美国政府强调始终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同时尽量减少对国际贸易的不必要干扰。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从经验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针对新规产生的持续争议，对以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为中心的合法化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是从概念角度，本文通过一种新颖的分析视角——框架整合，论证了威胁是如何战略性构建和传达的，揭示了合法化和安全化过程的基本模式和动态。 编译：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Daniel Mügg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 30,No. 7, 2023. “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EU’s Digital Tech Regulation” 《欧盟数字技术监管的安全化》 文章主要以描述结合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监管的安全化、欧盟人工智能监管及其潜在影响。 监管（Regulation）是克鲁克和韦斯（Kruck and Weiss）所称的“监管安全国家”（Regulatory Security State，RSS）的重要工具。安全保障需要通过公平规则来塑造科技公司的行为，而不是直接依赖国家权力——这是国家权力让渡的结果。正如作者所言，这种动态也产生了反作用：数字技术的安全化将安全供给——一种传统的国家职能——施加于当前以商业动机为导向的监管领域。这导致了不仅在安全层面存在更多的监管，在监管层面也增加了更多的安全。这一态势对欧盟的全球监管纠纷造成了挑战。作者利用欧盟刚推出的人工智能监管举例说明这一争论：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前景如此重要，以至于是否也应从上述视角进行监管？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是否应当盖过欧盟自行制定其人工智能治理路径的目标？这一争论仍悬而未决。但鉴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结果势必将在整个社会引发反响。 作者首先对监管、数字技术、安全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文献梳理，提出两个主要问题：首先，RSS的兴起源自于公共行为体在安全事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监管手段，因为它们依赖于私人专业知识，导致监管进入了之前“积极安全国家” （Positive Security State）1所管辖的领域；其次，安全化不仅改变了国内的监管政治，也改变了全球的监管政治。在国内，对安全的关注可能会压倒传统意义上的监管动机，包括竞争力、产品安全、环境管理等，国际上亦如此。数字技术最初被视为无国界的全球化典范，但现在已成为各国在面对国内外对手时考虑国家实力和脆弱性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认为积极安全国家与监管安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