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上限破局:攘外先安内? 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解决似乎没有往常那么纠结。随着拜登与麦卡锡就债务上限初步达成原则性协议——提高债务上限两年,债务上限这一间歇性的定时炸弹基本被拆除。我们认为背后有两方面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的压力——从历史上看,美国当前的衰退预期概率为历次债务谈判期间最高,而可能更重要的“动力”来自外部,美国政府急需处理好内部问题,腾出手来解决俄乌、印太地区等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困局。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细节?其实关于美国解决债务上限问题无非就是提高或者暂停:2011年提高上限后仅仅2年,2013年再次提高了债务上限。随后多次暂停债务上限,于2021年再次提高上限金额。下周三能否成功“闯关”国会同样不容忽视。双方是否能够就2024年政府支出数额达成一致,决定了能否使国会快速通过协议,最后能在“X”日前解除债务违约问题(图1和2)。 这一次宏观背景比以往更脆弱,衰退风险是本次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如图3所示,当前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比历次谈判时都要大。因此“债务违约”对于美国政府有着“不能承受其重”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拜登不断地用“取得进展”、“非常接近”、“进展顺利”等措辞传达对达成债限协议的乐观情绪,以此达到安抚市场的作用。所以本次债务上限的谈判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除1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外,其他资产价格并无太大反应(图4-5)。 由图6可见,本次与历史上大多数债务上限达成协议的情形类似,最后无非是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市场扰动、经济拖累以及民调“威胁”。只是三个因素在历史不同情况下的主导地位各异,具体来看: 2011年债务上限最终“妥协”的压力主要是市场,而非经济及民调。如图7-8,2011年资产价格为历次债务上限危机以来波动最大的一次。当时两党就削减预算赤字数额难以达成一致,谈判陷入僵局。随着“X-Date”临近,僵持的状态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美股美债均受到剧烈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