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与资产配置系列研究之二 ：中国人口四大现状

2022年，中国人口时隔60年后再度出现负增长，人口问题引发市场和社会关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出现了缓慢但惊人的变化，中国人口问题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人口面临四大现状：少子化现象严峻、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质量大幅提高、以及人口资源与特性分布不均匀。 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但中国的生育率下滑趋势尤为突出。2021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为1.16，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家中，仅高于韩国的0.88。中国的总生育率降幅大，水平低，少子化现象严重，人口出生不足的形势极为严峻。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包括四方面原因：过往人口政策较严，经济发展较快，人口素质提高以及工作时长增加。 我国于2001年起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老龄化进程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尚未到来。根据日韩经验及联合国预测，中国老龄化增速顶部将出现在2030年或者更晚。少子化与预期寿命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1980年之后，在生育率不变以及预期寿命不变假设下，国内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比目前水平分别降低1.6%和2.6%。 结构上，我国人口质量有明显提高。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口质量，提升了我国的科研实力，和劳动生产力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快速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0年后，我国开始大规模的从中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人口迁移。我国目前人口分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中等收入地区人口资源最为丰富，但人口流失也相对最为严重。人口流入情况与人均GDP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人均GDP水平越高，人口净流入越多。同时，高收入地区面临更加显著的低生育率、高受教育程度和高老龄化程度交织的局面。 风险因素：人口生育率不及预期，人口老龄化超预期 2022年，中国人口时隔60年后再度出现负增长，人口问题引发关注。 2023年1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总人口达到了14亿1175万人，相比2021年，全国人口减少了85万人，为60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此后，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引发社会和市场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出现了缓慢但惊人的变化，中国人口问题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人口面临四大现状： 1.少子化现象严峻，生育率居于世界最低水平2.老龄化程度加深，且老龄化增速尚未见顶 3.人口质量大幅提高，科研实力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 4.人口资源与特性分布不均匀，高收入地区面临低生育率、高受教育程度和高老龄化和程度交织的局面 图1：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 1.少子化形势严峻 1.1.我国少子化现象严峻 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但中国的生育率下滑趋势尤为突出。 衡量人口总体出生情况的指标主要有两个，分别为毛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和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前者为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表示为每千人出生人数；后者为生育期女性（55岁之前）的平均生育子女数，一般表示为每位女性的生育子女数。两项指标在衡量人口出生情况方面基本保持一致，而总生育率指标在人口估计和预测方面更为重要，因此我们主要使用总生育率作为人口出生情况的衡量指标。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二战之后，全球总生育率在经历20年的平稳期后开始稳步下滑。1950年至1970年，全球总生育率整体保持在4.94附近，即每位女性平均生育4.94个子女。但此后，全球总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以十年为单位，全球总生育率在1970年至今的每个时期均为负增长。2021年，全球总生育率为2.32，较1970年的4.83减少一半以上，已经接近联合国定义的少子化生育率（Sub-replacement Fertility）阈值2.1。 其中，除非洲外，其余各大洲的总生育率均已跌破少子化生育率2.1，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总生育率达到了1.17，为全球最低水平。 即使在全球总生育率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总生育率下降趋势也显得尤为突出。建国以来，由于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我国的人口出生情况经历了60年代的高波动时期，但生育率整体仍保持约5.9的较高水平。 70年代之后，我国总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下滑，其中以70年代、90年代初和目前三个时期的下滑速度最为明显。70年代，我国总生育率从70年代初的6.1快速下滑至70年代末的2.8附近；90年代初，总生育率从2.5附近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下降至1.6附近，在其后长期保持在该水平并略有上升；而目前，总生育率已经从1.7附近下滑至1.2附近。 2021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为1.16，在联合国23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10，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家中，仅高于韩国的0.88。自1970年至2021年，中国总生育率下降逾4.9，降幅在全球排名第13位。中国的总生育率降幅大，水平低，少子化现象严重，人口出生不足的形势极为严峻。 图2：二战以来全球总生育率整体呈现下滑趋势 图3：1970年以来全球总生育率持续下降 图4：东亚地区总生育率平均降幅最大 图5：中国总生育率和毛出生率呈明显下滑趋势 1.2.造成少子化现象的四方面原因 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包括四方面原因：过往人口政策较严，经济发展较快，人口素质提高以及工作时长增加。 1.2.1.过往人口政策较严 1970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整体经历了“先控制、后放松”的过程。从建国初期至70年代初，我国对节制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抵制到接受的转变过程，并且，虽然出现了关于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的讨论，但并未有实质性的大规模措施出台。直至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强调"要有计划生育"。1978年，“计划生育”载入宪法。1980年，党中央发表的公开信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4年,国家计生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自此进入严格执行期，直至2002年推出“双独二胎”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我国人口总规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国总生育率的大幅下降，总生育率从1971年的5.5，下滑至2002年的1.57。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出台。2015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束。陆续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在短时期内起到了稳定和提高总生育率的积极作用，但长期作用有限。2017年之后，我国总生育率再次进入下行通道，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下行趋势出现明显加速。 图6：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演进史 1.2.2.经济发展较快 总生育率呈现“高收入、低生育”的特征，总生育率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现趋势性下滑。19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整体进入和平发展期，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稳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总生育率的趋势性下滑。自1960年至2021年，以不变价计算，全球人均GDP翻了三倍，同时，全球总生育率下降近一半。另外，从全球范围来看，居民收入水平与总生育率呈现稳定的负向关系，收入越高，总生育率越低。1950年至2021年，高收入国家的总生育率稳定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并且，高收入国家总生育率较为稳定，在不同收入国家中下降最少，其次是低收入国家。而中等收入国家总生育率下降最显著，这其中主要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均GDP的快速增加，中国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高等收入国家，而随着人均收入的快速改善，中国的总生育率下降更为显著。结合中国与韩国的历史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左右（以2015年美元计算），即中国的1990年附近，韩国的1960年附近，总生育率在达到阶段高点后开始快速下滑。 收入提高使居民消费场景增多，生活更为丰富，允许有更多的个人追求等因素，从而使社会人口出生率出现趋势性下滑。 图7：总生育率随着收入改善而趋势性下滑 图8：收入越高，总生育率越低 图9：中等收入国家总生育率下降最快 图10：中国人均GDP与总生育率 图11：韩国人均GDP与总生育率 1.2.3.人口素质提高 教育环境改善，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也会导致人口总生育率下降。在全球经济平稳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教育事业也得以快速发展，全球高等教育入学率稳步提升，从1970年的10.1%上升至2021年的40.3%，其中，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从8.4%上升至43.4%，性别平衡比从1970年的0.7上升至1.1，显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情况的大幅改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进入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一方面会相应推迟婚育年龄；另一方面，会使得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包括新的婚育观念，实现更多个人追求；此外，还会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使女性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相应减少生育机会。客观上，高等教育的普及改善了人口质量，但同时也对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70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都伴随着生育率的同步下降。类似的，199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扩招政策出台，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快速提高，整体入学率从3%提高至2021年的63.6%，其中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从约2.5%提高至69%，改善程度超过男性。人口素质快速提高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生育率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图12：全球总生育率与高等教育入学率 图13：中国总生育率与高等教育入学率 图14：日本总生育率与高等教育入学率 图15：韩国总生育率与高等教育入学率 1.2.4.工作时长增加 工作时长的增加也会降低总生育率，且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工作时长的增加一方面会减少劳动者的个人自由时间，同时会增加工作压力，从而对总生育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工作时长对生育率的压制作用是非线性的，工作时长增加会降低总生育率，但此后，即使工作时长减少，总生育率也不会相应回升。1990年以前，中国劳动力的年均工作时长基本稳定在1970小时附近。90年代后，中国劳动力工作时长开始快速上升，目前，中国的平均工作时长约为2170小时，相比90现代初增加了200小时。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中，中国平均工作时长仅显著低于新加坡的2330小时，远高于1770小时的全球均值。工作时长对总生育率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工作时长每增加100小时，总生育率下降约0.027%。简单条件下测算，如果目前中国劳动力年工作时长从2170小时降至1770小时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总生育率可以提高约0.11%，每年折合新生儿约108万人，而2022年我国新生儿数量约为956万。日本和韩国在1990年之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均出现了工作时长的快速增加，并伴随着总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但1990年之后，日本和韩国的工作时长开始逐步下降，总生育率下降速度放缓，但却并未同步回升，显示出工作时长对总生育率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因此，考虑到工作时长对生育率的非线性影响，减少工作时间可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快速下滑，但恐难以起到提振生育率的效果，仍需其他各方面条件和生育支持性政策共同配合。 图16：中国工作时长与总生育率 图17：工作时长与总生育率负相关 图18：日本工作时长与总生育率 图19：韩国工作时长与总生育率 2.老龄化加剧 2.1.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 我国于2001年起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已是全球性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国际上通常用老年人口比重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般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