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持续上升对长端利率形成上行压力,主要体现为期限溢价抬升,对均衡利率的解释力有限。债务/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长期美债收益率提高约2—3bp。财政恶化并非疫情后均衡利率上升主因。
债务化解主要分为六类:结构性赤字约束、债务上限约束、财政紧缩化债、债务结构调整、通胀稀释、高增长稀释。其中,前五类政策可操作性相对较强,而增长化债仅为辅助渠道。目前美国财政支出主要流向国防、卫生、联邦医疗保险等领域,削减难度较大。
2026财年截至8月,美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20%,主要支出为国防、卫生、联邦医疗保险、收入保障、社会保障和净利息。国防支出持续增长,收入保障和卫生支出受政策影响有所回落,但削减难度较大。净利息支出刚性较强,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支出受法律约束,短期压降概率低。
历史上,美国财政整顿政策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有三:减赤政策力度不足、预算约束对既有强制性支出缺乏约束、国会后续立法修改或绕开财政约束。1990年代美国成功降低债务率,得益于实质性财政整顿、预算约束和有利宏观环境。当前美国债务上限政策难以构建可信融资约束。
美国债务上限政策无法直接约束债务,难以构建可信融资约束。严肃财政纪律需要财政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著到民众无法承受。在此之前,美国债务率难以下降,美债利率或有阶段性下降,但长期看仍易上难下。目前美国财政支出结构刚性较强,短期内债务率难有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