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历史根源与当代演进

作者简介 刘宗义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吴孟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谈晨逸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张笑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龙风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目 录 前言：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由来··············01 第一章 关于中印边界争议·················03 （一）史料参考的双重标准·················04（二）蚕食“无争议”论··················07（三）非法历史文件“有效”论···············09（四）“中国背叛”论···················10（五）印度“胜利”论···················11（六）小结························11 第二章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13 （一）美国“恩赐”论···················14（二）中国经济“崩溃”论以及印度“替代”论········16（三）“债务陷阱论”与“珍珠链论”············18（四）小结························21 第三章 关于跨境水资源··················22 （一）印度涉华水资源叙事的阶段性演进···········23（二）主要手段与潜在逻辑·················25 （三）涉华水资源叙事的现实目的与政策影响·········26（四）小结························28 第四章 关于涉藏问题···················29 （一）谬称西藏为“独立国家”···············30（二）推动将涉藏问题国际化················33（三）小结························36 第五章 关于中国“神山圣湖”···············37 （一）当代印度人对我国“神山圣湖”的称呼·········38（二）印度香客赴藏朝圣主要是帝国主义和英国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39（三）印方企图利用香客朝圣在我国“神山圣湖”确立“文化主权”40（四）小结························42 结论：歪曲对华认知不符合印度自身地位与利益········43 前言：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由来 2020 年 12 月，欧洲独立智库“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发布一份名为《印度纪事》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从 2005 年以来，印度情报机构为抹黑巴基斯坦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事实，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实际上，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所揭露的只是 2005—2020 年间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的一部分事实，印度出于政治与外交，系统开展涉华舆论宣传战与虚假叙事，其涉及范围要比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所揭露的更长更广。 所谓舆论宣传战，是指在政治、军事、商业或意识形态竞争背景下，行为体通过系统化、策略性地运用大众传播与信息操纵手段，故意构造并散布偏离客观事实的叙述框架，以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情感判断与行为取向，从而实现特定战略利益或削弱对手合法性的活动。其常见手段是抢占“第一解释权”，通过集中报道某一事件引导议程，运用定向宣传手法强化对某一国家、组织或个人的刻板印象，而现在更多的则是利用利用社交网络，借助算法和“信息茧房”效应加速特定观点的扩散与放大。虚假叙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捷径或核心战术手段。虚假叙事特指那些虽呈现为连贯情节、因果解释或道德评判，但其核心事实、逻辑前提或隐性预设与可验证现实存在系统性偏差的信息结构。虚假叙事作为舆论宣传战的一种手段，屡见于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之中，尤其值得辨别与警惕。 舆论宣传战的根本目的是在认知空间争夺影响力，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巩固己方阵营。而人的认知并非纯理性，而是充满各种系统性的错误倾向，也就是认知偏差。宣传战本质上是对这些心理漏洞的“精准攻击”。发动宣传战的决策层和核心策划者，在策略层面通常不会有认知偏差。但无意识认知偏差是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摆脱的心理底层操作系统，宣传战发动者也不例外。他们可能在精密计算如何触发别人的“确认偏误”时，自己正深陷于某种更高级的“元偏差”而不自知。在动机层面，他们往往被某种“元认知偏差”驱动，并主动利用和制造偏差。而中层执行者和狂热信徒，则可能完全被偏差吞噬。印度对华舆论宣传战的发动者也是处于类似心理状态。 印度发动对华舆论信息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印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论战中，印度人利用其英语优势混淆视听，向国际社会宣扬中印边界是根据地理上的所谓“分水岭原则”和“合法的”国际条约划定的。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印度为掩盖尼赫鲁政府对华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的错误，又编造所谓“中国背信弃义”、在印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袭、侵略印度领土等言论欺骗其国内民众，并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几十年来，印度教育和宣传部门一直使用这一宣传口径，使得所谓中国“侵略”印度的说法成为印度人的“常识”。最近十多年来，由于中印边界摩擦增多，印度方面加大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印关系的负面宣传力度。 印度方面涉华舆论信息战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参与模式，参与者不仅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还包括了政党、社会团体、智库、媒体，乃至学者和个人。由于印度人大量移民海外，进入 21 世纪之后，一些海外印度人在美、英、加、澳等西方国家的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关于中印关系、中印边界问题颠倒黑白的说辞已经被颠倒黑白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认知。这些说法迎合了国际反华势力的主张，因此也得到美欧等西方国家主流社会的认同。另外，由于印度曾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之一，在发展中国家拥有较大影响力，印度方面的这些说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市场。2020 年 6 月 15 日，加勒万冲突发生后，国际社会英文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中国，认为是中方蓄意挑起冲突，发动对印军的突袭，而印度是加勒万流血冲突的受害者。 进入 21 世纪之后，印度涉华舆论宣传战已从边界问题等双边领域扩展到涉及第三方的多边领域。所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国家是“债务陷阱”，给 南亚印度洋国家造成“债务危机”等谣言，最早也是发源于印度，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等人编造的。此人也是所谓中国要利用青藏高原的水资源作为武器威胁南亚下游国家等谣言的积极鼓吹者。印度对“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的抹黑和负面宣传，对南亚国家民众造成了很大程度的误导，同时也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对和抵制“一带一路”提供了口实和抓手。 印度方面发起涉华舆论宣传战出于多方面目的：在边界谈判和斗争中争取优势；赢得国内政治支持；在国际社会破坏中国形象，提高印度国际地位；为将来的侵略扩张、建立“大婆罗多”制造舆论，等等。 当前，中印关系似乎正在回暖，印度政府对其对华战略进行了一些微调，希望能够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以获得中国技术。如果印方真的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那么就必须放弃针对中国的舆论宣传战。但比较遗憾的是，印度政府及其喉舌好像并未放弃针对中国开展舆论宣传战。近期，前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Subramanian）及其前同事沙米特拉·查特吉（ShamitraChatterjee）在美国媒体和军方的大力支持和襄助下，推出了所谓“中国挤压论”（chinasqueeze）及“中国抽梯论”（pull upthe ladder)。所谓“中国挤压”，就是污蔑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在中高端制造方面带来了“冲击”（chinashock），而且“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中低端制造方面的发展空间，同时抽走全球南方国家往上发展的梯子。显然，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美印西方的新叙事。 从“债务陷阱”到“中国挤压”，我们可以从中读出印度战略界和政策界某些精英那种特殊的“羡慕嫉妒恨”的“仇华”心态，以及积极配合美西方打压中国的“同仇敌忾”心理。这些事实的存在要求我们要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对印度涉华舆论战和编造涉华虚假叙事的行为进行归纳总结、揭露批判，深挖其根源、意图，向国际社会揭露印度这一行为背后的本质与表现，以正视听。 第一章 关于中印边界争议 国和印度边界超过 2000 公里，划界问题是两国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印度最容易操弄对华舆论的敏感议题。长期以来，印方围绕中印边境划分和走向长期进行涉华舆论宣传战、构建了系统化虚假叙事，通过选择性使用殖民时期地图、篡改官方地图标注、拔高真实性存疑的历史文件，以及歪曲历次边境冲突起因等方式，逐步将其领土扩张主张包装为“历史事实”和“国际共识”，为服务自身领土野心和对外策略提供话语支撑。整体看，印涉边境舆论宣传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类：一是史料考察上的“双重标准”，即对英殖民时期历史地图和档案“有利则用、无利则弃”；二是以长期非法蚕食行动自我宣称划定了“无争议边界”；三是拔高乃至捏造“历史文件”“行政记录”的效力，虚构所谓“历史主权”；四是将历次边境冲突简单归因于“中国背叛”“中国先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印度胜利”“中国受挫”等对内动员叙事中 （一）史料参考的双重标准 印度政府在涉及中印边境划界问题上，对英殖民时期地图和相关文件采取高度功利化的选择性解读：凡是有利于其扩张诉求的地图与档案，即被视作“国际公认边界依据”；凡不利于印主张的材料，则被有意忽略甚至否定。以中印边境东段为例，印方恶意夸大“麦克马洪线”（以下简称“麦线”）的效力，并通过重新诠 释“内线”1掩盖自身缺乏实际管辖的历史事实。尼赫鲁政府基本继承了英殖民当局在“西姆拉会议”期间炮制“麦线”的立场，将其视为既成边界。尽管“麦线”以粗略、未经充分考证的方式，擅自将传统习惯线以北约 9 万平方公里中国西藏领土划给英属印度，尼赫鲁仍在 1950 年公开宣称：“不管有地图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在地图操作上，印度政府在 1954 年官方地图中将“麦线”直接描绘为“已定边界”，抹去 1935 年公开地图上长期存在的“未经定界”标注。随后，其又在 1955 年提出用“东北边界”替代“麦线”提法，2通过改变话语符号淡化该线非法来源。与此相对应，印方一方面辩称“内线”只是“内部行政划分线”，3另一方面又利用“内线”恰好大致对应中印东段传统习惯线的事实，将英印殖民时期“科学边疆”战略下形成的“边境部落区”（TribalAreas）包装为自身历史上早已行使管辖的地理区域。实际上，历届英印政府受制于行政能力和军事实力有限性，从未在“内线”与“外线”（近似“麦线”）之间的区域实行真实有效的行政管理，该安排本身只是一种缺乏法律依据的临时性殖民构想。1950年版印度官方地图亦清楚显示（参见图 1），印方并未对东段“边境部落区”实施管辖，直至 1954 年版地图才捏造出所谓“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FrontierAgency），4并将该区划入阿萨姆邦行政体系管辖（参见图 2）。整体看，尼赫鲁政府及其后的历届政府在“麦线”“内线”问题上的反复操作，暴露出印方在史料采用上的根本性“双标”。一方面，印度刻意淡化殖民协议的非法性和自身缺乏实际控制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借助地图命名、行政划设等手段，为事后扩张寻找“历史依据”，通过不断叠加的图幅和话语操作，逐渐将原本存疑的殖民遗产硬性塑造 成“天然边界”。 （二）蚕食“无争议”论 所谓蚕食“无争议”论，指印度企图以印军自 1920 年代以来持续推进的非法占领为依据，将原本存在争议的区域包装为“天然属于印度、不存在分歧”。其做法主要体现为两条路径：一是依托军事行动前推单边划定控制范围，逐步形成驻军、巡逻和道路建设等事实控制；二是随控制范围扩大同步修改官方地图标注，试图将非法控制转化为“既定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