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宜的个体”：城市单身青年的生活秩序建构

城市单身青年的生活秩序建构 □ 文琳 摘要：在个体化浪潮与社会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城市青年单身现象日益突出。基于对20位城市青年的深度访谈，本文引入“权宜的个体”概念，从情境评估、资源利用和秩序建构三个维度，探析单身青年建构生活秩序的行动逻辑。本研究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婚恋模式的多元化转向，为理解本土被动个体化进程中的青年生活实践提供了经验补充。 关键词：单身青年；权宜的个体；被动个体化；生活秩序 规划等方式，在既有制度与文化规范中寻找可维持的生活方式。由此，本文关注的是在婚姻规范依然强势的社会环境中，单身青年如何在个人意愿与社会期待之间作出权衡，作出单身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结婚率持续走低，适婚人口的初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不婚主义”“单身经济”等话题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研究显示，中国的大龄未婚人口规模自1990年以来持续增长，其中女性增速快于男性，城镇增速快于农村［1］。尽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的终身单身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普婚模式在短期内依然稳固［2］。但随着婚姻推迟趋势的加剧，尤其是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传统的普婚普育范式正面临挑战［3］。有学者指出，中国正从早婚普婚模式向晚婚非普婚模式过渡［4］。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青年单身现象的解释路径 随着结婚率下降和婚育观念转变，年轻人单身或晚婚现象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对于年轻人为何单身，既有研究形成了三条主要解释路径。第一，结构性压力路径。经济成本上升被认为是最直接的阻碍因素。高房价、高额彩礼以及高强度工作对个人时间的挤压，是导致青年较强的婚育意愿与实际行为偏离的重要原因［5］。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婚姻既涉及感情也关乎经济。推迟结婚能够显著提升个人收入与职业声望，这使得个体在权衡机会成本时倾向于延迟甚至放弃婚姻［6］。这种经济理性也体现在择偶过程中，当在婚恋市场中寻找合适伴侣的难度增加时，个体更有可能选择单身［7］。第二，文化观念与性别意识路径。当代青年尤其是高学历群体，在婚恋问题上更加注重个人意愿和理性选择［8］。他们不是一味地遵循“到了年龄就该结婚”的传统，而是主动安排自己的人生节奏。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也使部分女性更加 然而，婚姻在中国社会和个体观念中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户籍、住房和教育等制度安排，还是家庭、亲友或媒体传播的社会规范，都仍以结婚作为个体成年与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婚姻不仅是伴侣双方情意的结合，更被赋予社会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既有研究已从结构变迁、观念转型与个体化等视角对青年单身现象进行了探讨，但多数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对单身青年如何组织日常生活，如何应对婚姻压力，如何建构自我认同的经验过程关注不足。事实上，许多单身青年在面对婚姻风险、情感需求与现实约束时，通过持续调整情感关系、社会交往与人生 敏锐地意识到婚姻中可能存在的性别不平等［9］。对她们而言，选择单身是一种应对社会性别不公的有效手段［10］。第三，个体化路径。随着现代化和个体化发展，青年的单身选择常被看作是个人自主意识增强的结果［11］［12］。在传统家庭和社区纽带逐渐弱化的当下，个体逐渐从地方性社会联结中脱嵌出来，独自面对和规划自己的人生［13］。面对情感、经济和健康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个体必须依靠自己做出选择并承担责任，从而形成一种强调自我主导的生活态度。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趋势也深刻地影响了个体的婚恋观念与实践，使青年的婚恋和生育选择从单一模式走向多元化［14］［15］［16］。 统婚姻规范依然对个体产生深刻影响，婚姻被赋予社会合法性、道德正当性乃至成年标志的意义。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实践却面临着不断上升的经济成本、亲密关系的不稳定以及家庭角色期待等多重压力［27］［28］。在这种矛盾情境中，青年会在具体情境中权衡婚姻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收益，并据此调整自身的人生安排，对婚姻表现出审慎的态度。单身或延迟进入婚姻，往往是在这种现实评估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选择。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青年单身现象进行了解释，为理解当代婚姻吸引力的下降提供了重要视角。然而，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结构性因素、观念变迁或个体化进程的宏观论述，对单身青年如何组织日常生活、如何理解与讲述自己的选择、如何在缺乏婚姻制度依托的情况下建构可运转的生活秩序方面，在经验层面的关注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以城市单身青年为研究对象，尝试深入分析其日常经验，并引入“权宜的个体”这一概念，以捕捉他们在被动个体化情境中建构生活秩序的行动逻辑。 在个体化背景下，青年在亲密关系上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去制度化与多元化特征，他们在传统的婚姻制度之外积极探索新的情感满足方式。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情感模式。例如，“乙女游戏”中的“自我恋爱”叙事，以及人工智能伴侣的“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为青年提供了真实的情感体验［17］。这些虚拟互动强调正向反馈、平等自由和自我发展，折射出当代青年对理想亲密关系的向往。同时，新媒体的算法推荐强化了群体内部观念的共鸣，放大了个体的声音，使单身主义等观念得以快速传播［18］。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被称为“新家庭主义”的趋势，强调责任与伦理的弹性、情感的协商以及代际之间的相互支持［19］。青年通过与原生家庭协商、深化友谊关系或采取“相伴式同居”等方式，构建起不以婚姻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网络［20］［21］［22］。 2.“权宜的个体”：单身生活秩序的建构逻辑 本文尝试以“权宜的个体”这一概念来理解当代城市单身青年建构生活秩序的行动逻辑。这里所说的“权宜”是指个体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一种务实取向：在制度环境、生活成本以及关系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之间进行权衡，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生活策略。从这一视角看，单身选择既是青年对婚姻收益与风险进行现实评估的结果，也是他们在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条件下维持生活运转的策略。在受访者的认知中，婚姻所承载的情感支持与生活陪伴等正向价值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而婚姻生育可能带来的身体负担、情感消耗与生活自主性的让渡则更具现实性与确定性。在这种收益不确定而成本相对明确的认知结构中，个体倾向于对婚姻保持审慎态度，并在权衡之中暂时或长期地停留在婚姻制度之外。需要强调的是，“权宜”并不意味着个体缺乏价值目标或生活意义。相反，它反映了个体在不确定性情境中的一种应对能力：既不彻底顺从既有规范，也不激进地拒斥制度安排，而是在具体处境中寻找可行的生活方式，保有对生活路径的自主权。单身青年的生活经验由此呈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面向：一是对婚姻选择本身的审慎评估，二是在婚姻之外如何组织日常生活、建构可持续的生活秩序。这两个面向共同构成了“权宜的个体”的实践逻辑。 上述三条路径分别从宏观结构、文化观念与个体化进程层面解释了青年单身现象。其中，个体化路径尤其具有理论潜力。贝克和鲍曼在分析西方社会时指出，个体化意味着个体从传统社会形式中解放出来，同时失去原有的安全感和确定性，被迫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风险［23］［24］。然而，这一过程在中国社会呈现不同的面貌。阎云翔在研究家庭关系与个体化过程中提出，中国的个体化更多呈现一种“被动个体化”的特征［25］。在市场化改革、人口流动及社会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个体在家庭、婚姻和职业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间，但这种自主性往往伴随着制度保障的相对不足以及生活风险的个人化承担［26］。换言之，中国个体在“被动个体化”的过程中，既享受了传统约束松动带来的选择自由，又不得不在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独自应对各种风险。一方面，传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城市单身青年的生活秩序 建构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权宜性过程，具体包含以下三个维度。第一，情境评估的权宜性。单身青年在制度环境与日常生活情境中，通过对多重风险的评估与权衡，从而形成单身决策。不同性别的个体对法律风险、经济成本、健康损耗与情感消耗的敏感度不同，并随个体的人生经验及替代选项而动态调整。第二，资源利用的权宜性。单身生活的维持依赖于经济收入、家庭支持与社会关系网络，但更关键的在于以灵活方式调动和配置这些资源。单身青年根据生活节奏与个人偏好，主动调整工作状态、消费模式与代际互动，在家庭支持与独立自主之间寻求平衡。第三，秩序建构的权宜性。在没有婚姻作为参照范本的情况下，单身青年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建构可运转的生活秩序，并随情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在情感层面，通过友情、宠物和个人兴趣获得情感需求的替代性满足；在亲密关系层面，探索弹性亲密关系形式；在人生意义层面，在回应社会时钟压力的同时，调适生命节奏和重构自我叙事。下文将围绕这三个维度依次展开分析，以期揭示“权宜的个体”在城市单身青年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呈现。 主。该群体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能力与较强的个体意识，能够对原有的社会脚本进行反思并开展单身生活实践，其单身选择的实践逻辑与生活秩序建构路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被动个体化进程中青年婚恋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转型。 本研究于2025年6月启动田野工作，笔者与每位受访者围绕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开展深度访谈，单次访谈时长不少于90分钟，最长达142分钟。访谈内容聚焦五大主题：单身意愿的形成过程与关键影响事件，对婚姻、家庭与亲密关系的认知与看法；原生家庭对单身选择的态度与影响；当下的日常生活状态与支持网络；单身选择面临的外部压力及应对策略；对未来生活的规划与想象。 四、情境评估的权宜性：婚姻风险的权衡与单身决策的形成 1.制度情境中的风险评估 对大多数受访的单身青年来说，选择单身是在具体情境中对婚姻可能带来的多重风险进行评估与权衡的结果。单身青年的婚姻决策是一个动态的权衡过程，并非基于固定偏好的一次性选择，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对多重风险进行差异化评估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估是被结构性位置所塑造的风险感知模式，个体在婚姻市场中的脆弱性差异，决定了何种风险被放大为不可承受，何种收益被搁置为可有可无。以下将通过典型案例，呈现这种风险感知模式的社会生成机制。 三、研究方法 为剖析当代城市单身青年生活秩序的建构逻辑，本文所讨论的单身青年，主要指在当前阶段不进入婚姻的城市青年群体，其中既包括未处于恋爱关系的个体，也包括维持恋爱关系但不以结婚为目标的受访者。本文在经验分析部分主要使用“单身生活”这一表述，意在说明单身状态本身也是一种需要组织和经营的日常生活形态。研究对象界定为1985年以后出生、拥有相对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在社会意义上处于未婚状态的城市青年，包括主动选择单身、延迟婚姻或在恋爱关系中长期独立生活的青年群体，其在婚恋问题上呈现明显偏离社会婚恋期待的倾向。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通过网络招募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共选取20位符合标准的受访者，其户籍地与现居地覆盖北京、上海、江苏、河南、河北和新疆等多个省区市，地域分布广泛；性别构成为男性8人，女性12人；学历以本科及以上为主；职业类型涵盖公司白领、自由职业者、科研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等城市典型职业。所有受访者均采用匿名化处理，以保护个人隐私。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样本以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相对稳定职业的城市青年为 女性受访者小妞的风险感知模式，揭示了婚姻制度中性别化财产分配规则的不公。她经历了父母离异，母亲作为家庭主妇在离婚诉讼中败诉，“十几年的婚姻什么都没得到，财产已经被我爸转移了”。这段原生家庭经验让她对婚姻中的法律权益风险高度敏感。并且，她的前任隐瞒了离异带娃且负债的情况。两段经历的叠加使她在面对婚姻时形成了明确的风险排序：法律权益受损的风险是不可逆的、制度性的，而婚姻的收益则充满不确定性，单身由此成为规避制度性风险的防御性策略。 男性受访者威廉的决策逻辑，呈现了不同于女性的风险感知路径。威廉基于自身经济条件作出判断：“我的经济能力只能让我自己过得舒适……出于责任，除非我的经济能力足够养育小孩，我才会考虑结婚。”威廉将“经济能力足够养育小孩”设为婚姻准 入门槛，这一标准并非来自法律规范或市场计算，而是来自传统性别角色脚本的内在化：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责任伦理。在他看来，结婚取决于自身是否具备支撑家庭生活的经济基础，但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