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研究的空间转向：地理学视角的理论演进与前沿

数字治理研究的空间转向：地理学视角的理论演进与前沿 林舜婷1,3，谢涤湘1，郭杰2 （1.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州510090；2.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510275；3.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510070） 摘要：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治理正在从以物理空间为基础的传统模式，转向虚实融合、多维交互的数字空间形态。既有研究多从制度和技术效率出发，呈现明显的“去空间化”倾向，而地理学通过确立空间分析范式，为理解数字治理中“技术−社会−空间”关系提供关键视角。文章基于2012—2025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1 478篇文献，运用Citespace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梳理国际数字治理研究的知识结构、核心议题与演进路径。研究发现：1）地理学视角下的数字治理研究已逐步形成以空间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网络化空间、算法运作空间与虚实联动空间的三类形态，表明数字技术通过数据流、算法决策与虚实反馈机制持续重构社会空间。2）国际学界正深耕于数字基建与效能测度、城市治理与制度创新、数字资本与平台逻辑、算法治理与空间正义、气候变化与绿色数字转型及在地化转型与实践路径六大论域，整体呈现从技术工具理性向权力、资本与空间正义问题深化的趋势。3）相关研究经历了“技术制度主义”“技术空间政治学”与“后人文主义”3个阶段性取向，完成了从技术工具到空间政治生产机制，再到“人−机−地”协同治理的范式转型。未来应强化多尺度实证研究，深化算法治理与空间正义分析，重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在地化经验，以构建兼顾效率、公平与关怀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 关键词：数字治理；地理学；"技术−社会−空间"关系；空间正义 中图分类号：K901；F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221（2026）07-1205-14DOI：10.13284/j.cnki.rddl.20260076 一趋势表明，数字技术已不只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也正在成为重塑国家治理、城市管理和区域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治理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与空间形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系统和传感网络等技术不断嵌入公共管理、城市运行、基础设施调度和社会服务之中，使治理活动不再仅依赖传统行政边界和物理空间组织，而是在物理空间、数据空间与制度空间的交织中展开。截至2024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5个国家数字经济总量超过33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4）。这 数字治理的兴起，使技术、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算法系统、平台基础设施和跨域数据流动提升了治理对象的可见性、可计算性与可调度性，推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向更加实时化、精细化和预测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并非中性的治理工具，其运行过程往往嵌入特定的制度安排、 机制与空间效应？2）国际地理学界在数字治理研究中形成了哪些独特洞见？3）面对人工智能、平台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社会的持续演进，未来如何构建面向后人文主义的“技术-社会-空间”的批判性理论框架？本文将既有研究概括为从“技术制度主义”到“技术空间政治”，再到“后人文主义”的三重理论取向。旨在揭示地理学在理解数字时代治理转型中理论价值，并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和负责任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资本逻辑、基础设施条件和地方社会关系之中，并可能进一步重塑空间准入、资源分配、社会可见性和治理边界。从全球技术平台的扩张、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到城市数字孪生、智慧社区和算法化公共服务的地方实践，数字治理正在不断生产新的空间秩序，也带来新的不平等、排斥与正义问题。因此，数字权力的空间生产及其政治经济后果，已成为理解21世纪治理转型的重要议题。 围绕数字治理这一复杂议题，不同学科已形成多元研究路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政府组织、制度工具、治理流程和公共服务供给（Danaher et al., 2017；范梓腾等，2025）；经济学侧重分析平台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效率、数字产业发展和市场运行逻辑（Aoyama &Parthasarathy, 2012; Ruhrmann et al., 2022）； 社 会学、法学和传播学则更多讨论数字鸿沟、隐私保护 、 算 法 歧 视 、 平 台 劳 动 和 社 会 风 险 等 问 题（Sadowski, 2020）。这些研究为理解数字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相对而言，较少系统解释数字技术如何通过空间差异、尺度关系、基础设施布局和地方实践发挥作用。换言之，数字治理并不是发生在抽象空间中的技术过程，而是在具体地点、网络、尺度和制度环境中被组织、嵌入和争夺的空间过程。 1地理学视角下数字治理的理论基础 1.1数字治理的空间属性 在传统的政治学或公共管理研究中，空间常被视为数字技术落地的背景，治理分析也多依托既定行政区划展开。地理学则强调，空间并非静态容器，而是在技术规则、制度安排与社会关系作用下持续生产和重组的过程（Lefebvre, 1997；王丰龙等，2013）。从既有研究看，数字技术主要通过数据流、算法决策和虚实反馈机制持续重塑社会空间，并形成网络化空间、算法运作空间和虚实联动空间。 首先，数字技术通过跨区域数据流动和平台连接，重组了传统属地治理边界，形成基于节点、接口和数据通道的网络化空间。一方面，跨区域的数据流动和平台连接弱化了行政区域的绝对封闭性（Dodge et al., 2009）；另一方面，平台资本通过数据访问权限、接口控制和服务规则，在数字空间中重新划定隐形边界，形成诸如“数字飞地”等新的“中心−边缘”结构（van Doorn & Badger,2020；黎镇霆等，2024）。因此，治理不再只依赖于地理邻近，而是越来越依赖网络连接、节点位置和平台接口。 地理学的独特贡献正在于其空间敏感性和关系性视角。区别于将空间视为技术应用背景或治理对象容器的研究取向，地理学强调空间既是数字治理发生的场域，也是数字技术、权力关系和社会实践共同生产的结果。借助空间生产、尺度政治、基础设施地理、平台城市主义和数字不平等等理论，地理学者能够进一步揭示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城市与区域的组织方式，如何重塑人地连接、资源可达性和治理边界，以及数字红利与空间排斥如何在不同地点、群体和尺度之间差异化分布。由此，数字治理研究的空间转向，不仅有助于纠正技术工具论和制度中心论的局限，也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重组、空间分化和治理正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其次，算法系统与平台规则生成了新的算法运作空间。通过传感器网络和移动终端，物理世界被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数据网格。此时，算法通过识别、分类、排序和准入规则影响资源分配、服务获取和空间进入机会。由此，算法不只是辅助治理的技术工具，也成为参与空间生产和社会分类的权力机制（Sadowski, 2020；郁建兴等，2026）。这种空间差异不再仅体现为地理位置上的远近，也体现为数据可见性、算法标签和平台规则中的差异，并可能进一步制造新的空间隔离与社会排斥。 尽 管 地 理 学 已 在 数 字 治 理 研 究 形 成 一 定 积累，但其研究主线、理论演进与前沿议题仍有待系统梳理。鉴于此，本文基于2012—2025年Web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1 478篇文献，结合文献计量与系统性综述，拟回答3个问题：1）地理学如何通过确立空间分析框架解析数字治理的运行 最后，数字平台与实体空间的耦合打破了虚 拟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形成虚实交互空间。数字孪生、传感系统和城市平台将线下空间转化为可实时监测、模拟和调度的对象，线上模型和平台判断又反向影响现实中的管理、流动和资源配置结果（Batty, 2012；许吉黎等，2024）。这种交互空间挑战了虚实二元论，使治理的对象转变为由人类行动者、算法逻辑与物质环境共同构成的复杂拼装体，为迈向后人文主义的共生治理奠定基础。 OR digital participation）”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文献来源限定为国际地理学和规划领域高影响力期 刊 ， 类 型 限 定 为“Article”， 发 表 时 间 设 定 为2012-01-01—2025-12-31。经过去重处理后，共获得1 478篇有效文献。 文献发表计量（图1）显示，2012—2025年，国际地理学界对数字治理议题的关注度持续波浪式上升。2012—2015年全球发文量平稳增长（年增长18.7%），发文高地集中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这与早年全球数字化加速及西方各国数字治理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如美国《数字政府法案》和欧盟《数字罗盘》战略的实施，不仅推动了跨国协作，也驱动了大量关于开放数据与治理前沿的探讨；欧盟“智慧城市”计划（2014—2020）聚焦于智慧交通、能源管理等应用型场景，也驱动了城市尺度下数字治理应用场景实证研究的开展。 1.2数字治理的地理学解释维度 在空间分析框架中，地理学者主要从3个维度解析数字治理背后的机制： 1）空间政治经济学维度关注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权力关系、资本积累过程与空间资源分配。该视角强调，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平台并非中性工具，而是深度嵌入国家权力、平台资本和空间生产过程之中（van Doorn & Badger, 2020；郁建兴等，2026）。数据作为新的空间生产要素，正在通过平台化治理和算法决策影响资源配置，并可能 加 剧 区 域 和 群 体 间 的 不 平 衡 发 展 （Sadowski,2019; Zuboff, 2019）。 自2016年开始，研究进入爆发式增长（年增长27.3%）。尽管西方国家的发文规模仍居前列，但增速趋缓；而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产出规模显著增加，推动研究格局由“西方主导”向“多极并存”演变。特别是2022年以来，中国学者的发文量激增，体现“数字中国”等宏观战略对本土地理学研究的强力驱动力，也标志“全球南方”的在地化实践成为学界的新焦点。需要说明的是，2020年后部分西方国家发文量相对回落并非研究热度衰退，而是数字治理走向跨学科演化的标志。随着研究深入数字生态政治学、后人文地理学等深层领域，部分成果超出“地理学”单一门类的索引范畴，因而统计结果出现回落现象。 2）社会-技术系统维度关注数字技术与地方制度、组织结构和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调适。地理学者通常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中介力量，考察其在 不 同 地 方 情 景 中 的 变 异 （Shelton et al., 2015;Hodson & McMeekin, 2021）。这一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何看似普适的技术方案在不同地方会产生差异化效果，甚至出现治理失灵。 3）多尺度空间分析维度关注从全球、国家到社区、街道等不同尺度的治理实践。数字治理方案往往源于宏观政策或平台模式，但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地方制度、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嵌入。该视角有助于揭示宏观数据和平台指标难以捕捉的微观空间差异，并为理解数字治理中的空间正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2.2关键词词频 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直观地展示了数字治理 研 究 的“中 心−边 缘”知 识 结 构 。 统 计 显 示 ，Governance（ 治 理 ，391次）、City（ 城 市 ，328次）、Smart City/Cities（ 智 慧 城 市 ，188次 ） 与Urban Governance（城市治理，95次）构成高频核心节点，表明“城市”是数字治理研究的首要载体。同时，Policy/Politics（政治，349次）、Participation（ 参 与 ，67次）、Innovation（ 创 新 ，62次 ） 和Power（权力，59次）等制度属性词汇，与BigData（ 大 数 据 ，68次）、Technology（ 技 术 ，63次）和Information（信息，43次）紧密共现，展示地理学区别于政治、管理学的独特视角——不局限于对技术效率或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