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青年就业心态与就业选择

青年就业心态与就业选择 □ 选题策划、主持编辑 / 陈嘉雨 ■ 高等教育普及化以来大学生就业心态的主要特征 ——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 ■ 高校科研考核制度对博士生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在华就业意愿类型与影响因素 高等教育普及化以来 大学生就业心态的主要特征 —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 □ 刘保中 摘要：自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大学生就业格局发生深刻嬗变，大学生就业心态也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对此本文利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和相关政府部门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大学生在学历相对稀缺时代的高预期就业自信已整体让位于“先就业再择业”的务实态度，以及“先求稳再发展”的保守策略，并形成了过度看重学历、追求稳定工作、注重物质回报、接受慢就业、普遍焦虑等多维心态交织的新图谱。在普及化阶段，大学生对工作稳定性的就业偏好得到高度强化，契约安全、身份安全、心理安全等多重就业安全需求相互叠加；就业心理情绪则表现出焦虑扩散和健康分化的系统性重构特点。 关键词：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学生；就业心态；就业倾向 时毕业生增量急涨，形成“总量巨大+增量反弹”的“双增”新格局。从就业的外部环境看，受经济顶压前行、国际局势动荡、行业发展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加大。在内外交困的新就业形势下，大学生就业心态呈现怎样的整体性变化？就业心态演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是本文将尝试解答的主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心态是理解大学生就业观念与社会心理、预判大学生就业选择与行为的关键因素，也是就业政策精准发力的重要切入口。大学生就业压力不仅体现在岗位数量与结构层面，更深刻地重塑了大学生的就业认知与心理图式。就业心态是连接宏观就业环境与微观个体行为互动的核心传导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文凭贬值、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迭代与岗位替代风险的加剧等外部因素，会影响到毕业生就业时点、风险偏好、择业标准、职业规划、情绪健康等一系列心态要素与就业选择，其结果反过来又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供需状况。 二、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大学生就业的新格局 从世界范围看，青年就业问题是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性挑战。2025年1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5年趋势》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青年（15～24岁）失业率达到12.6%，是总体失业率（5.0%）的2.5倍，而青年NEET率（指既没有接受学校教育，也没有参加工作或者接受技能培训）更是高达20.4%［1］，这意味着每5名青年中就有1人完全 自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以来，大学生就业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新的阶段性问题。从就业的内部结构看，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的同 脱离教育或劳动力市场。离开学校向工作过渡的青年人面临较为突出的就业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生命历程拐点”天然叠加了双重结构性劣势：一是相对于更成熟的年龄群体，青年群体缺乏适配性劳动技能、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网络，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不足，因此更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排斥，造成职业发展受困；二是从职业生涯来看，初入职场的青年群体处于职业探索期，受职业发展认知、职业发展规划、职场适应等因素影响，职业选择容易出现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进而导致较高的离职率和摩擦性失业。当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岗位不足时，青年群体的这两个结构性劣势被进一步放大，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更大的脆弱性［2］。 效应与速度效应叠加，放大了高等教育扩张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力度，使得学历贬值、岗位紧张、结构错配的负面效应较其他国家更为尖锐和集中。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总量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又新添了增量压力。2019年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大学毕业生人数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在2022年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53万人；到202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60.8%，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此时，大学毕业生人数出现增量加大的新特点。大学毕业生总量逐年增加，但每年的增量并不均衡，可归纳为“快-慢-快”三阶段。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见图1），首批扩招后的专科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后最初几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量非常明显，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增量仅有10万人，但2002年、2003年的增量迅速达到31万人、57万人，随后几年增量仍然较高。直到2009年，高校毕业生增量出现明显减少趋势，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多数年份维持在30万人以下，2019年增量只有9万人。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的首个毕业年即2020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量又开始加大，尽管波动较大，但2020—2023年年均净增约82万人，为扩招以来最密集“增峰”，远超此前十年增量均值。尤其是受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的滞后释放影响，2022年毕业生净增150万人，创下历史峰值。 除了青年群体共同面临的就业困难因素，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还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迅速增长密切相关。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既有研究主要沿着以下3条脉络解释大学扩招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一是“学历通胀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当高校持续扩招之后，文凭供给量激增造成文凭通胀，大学学历的稀缺性被迅速稀释，出现“文凭贬值-竞争加剧-就业挤压”的连锁反应［3］［4］。二是“结构性错配解释”。该视角认为，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简单归结于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多，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适配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错配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被进一步放大。此类研究将“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归因于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课程设计同产业升级节奏脱节，导致结构性失业显著上升［5］［6］。三是“能力下降解释”。高校扩招降低了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大学生生源平均质量下降，进一步带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下降，增加了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可能性［7］；此外，扩招带来的师生比降低、高校教育资源分配紧张，也可能削弱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8］。 综上分析，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高校毕业生面临毕业生总量和增量的“双增”规模压力，就业内部结构的重大变化叠加近几年不利的外部就业环境，使得就业市场不确定性被显著放大。规模与风险同时施压，势必对大学生就业心态产生关键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在界定就业心态概念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社会调查数据整体刻画这一阶段大学生就业心态的新特征及其演进的内在逻辑。 三、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相比其他经历了高等教育扩张的国家，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是比较“急进式”的，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自1999年我国实行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增加，分别在2002年和2019年达到15.0%和51.6%，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三级跳”。如此“急进式”跨越导致大学毕业生人数在较短时间内迅猛增长，同时加上人数极为庞大，规模 相较于就业率（毕业去向落实率）、薪酬水平、单位性质、地域流向及就业稳定性等客观指标，就业心态聚焦于个体对就业的主观感受与价值维度，构成洞悉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主观视角。就业心态历来是大学生就业研究的核心议题，相关主题的研究数量众多，例如关于就业观念、就业意愿、就业信心、就业焦虑等主题的研究，但依据调查数据对高等教育普及 化阶段以来大学生就业心态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比较少，已有的主要有李春玲［9］、岳昌君［10］、刘保中和臧小森［11］等人的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推进：其一，以“就业心态”统合主观维度的就业状况，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并构建多指标测量框架；其二，将分析时点更新至最新数据周期，利用多维度变量系统勾勒当前大学生就业心态的总体特征与结构性变化；其三，把观测窗口延长至大学毕业后的职业过渡期，既捕捉在校生的即时就业心态，也追踪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就业心态的一些特征变化。 括就业焦虑、就业心理健康。 本文所用分析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国家相关部门（如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公务员局等）发布的统计数据。第二个来源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智库联合主持实施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urvey of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PSCUS）。该调查自2013年开始正式实施，每年开展一轮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就业状况及就业心态是其中重点调查内容。在抽样方法上，PSCUS采用了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依据“学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进行抽样，涵盖每个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三年内的毕业生。在初级抽样单元的选择上，PSCUS兼顾了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以尽量降低抽样误差。在专业和班级抽样上均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总体上保证了样本较好的代表性。该调查为本研究获得全面、完整、及时的大学生就业心态数据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撑。 就业心态属于社会心态的范畴。杨宜音将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界定为“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12］；王俊秀进一步指出，它是“一个社会整体或占一定比例的成员表现出的一致的社会心理特点”，兼具稳定性（结构性沉淀）与变动性（情境性触发）［13］。在此框架下，大学生就业心态可被理解为大学生群体围绕“如何就业”“向何处就业”“以何种价值排序就业”“具有何种就业心理”等自身就业状况所形成的普遍性认知态度、情绪基调、主观偏好与价值取向。为便于实证测量，本文将这一复合概念操作化为两个子维度：第一个维度侧重于对就业的认知、意愿、偏好、观念等价值取向，具体通过毕业后是否就业、就业意愿、择业标准等变量进行测量；第二个维度侧重于就业压力、心理健康、就业适应等心理情绪，选择的测量变量包 四、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主要特征 1.毕业是否等于就业：慢就业心理认知正常化 慢就业心态反映了大学生对“毕业是否等于就业”的心理认知。慢就业心理认知的“正常化”是当前大学生最明显的就业心态变化之一。在传统意义 业逐渐摆脱“失败”“掉队”等否定性标签，实现了合法化的话语跃迁，官方统计口径虽然仍沿用“未就业毕业生”，但“间隔年（Gap Year）”“考公”“考编”“考研二战”等亚文化已将慢就业视为中性甚至积极标签。再次，同辈参照群体中慢就业人数的增加，强化了同辈行为合法性和选择合理性效应，显著降低了个体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比较压力。最后，代际支持例如家庭经济的托底以及父母与亲属网络对慢就业的情感包容与接纳，降低了大学生未就业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啃老”标签所带来的耻感与焦虑，有些父母甚至通过日常鼓励、共同制订未来计划等行动帮助孩子“空档期”的发展规划。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大学生被赋予更多更强的待业容忍度和时间耐心，他们宁可用一年甚至两三年的额外时间成本，换取体制内工作或升学的“高确定性”入场券，也不愿仓促或勉强接受一份与预期错配的职位。 上，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是一种线性模式，教育与就业之间构成一种刚性的生命历程序列，而偏离这一标准轨道不仅意味着个体发展的失败，更会招致来自社会评价和自我认知的双重负向反馈［14］。而在当今社会，青年就业过渡呈现出明显的去标准化、个体化和延迟化特征。从毕业到确定就业去向之间的慢就业过渡期已从一种需要解释的异常状态转变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正常选项，从以往的“被动式滞留”向“主动性缓冲”转变。这种变化正在重塑“毕业即就业”这一传统生命历程的节奏与合法性。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眼中慢就业的“空档期”不再是学业与就业失败的象征，而是成为被认可和被接纳的职业探索期和人力资本积累期。这反映了在就业新形势下从教育到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