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发展优势区位研究——以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为例

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发展优势区位研究−以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为例 吴婷1，乔艺波1,2，罗震东1,2 （1.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210093；2.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南京210093） 摘要：文章以江苏省行政村、特色田园乡村为对比研究对象，采取道路可达性和可达性分别加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因子、城市中心性强度综合因子分析方法，探究不同类型乡村与城市建成区之间的区位关联差异，揭示乡村优势发展区位的空间分布特点。结果表明，基于2种测度方法，行政村数量呈现随着至城市建成区道路可达性的增加而递减的态势，表现为负相关关系，特色田园乡村数量呈现倒“U”型分布特征。即与行政村相比，特色田园乡村存在明显的优势区位集聚现象，且这种乡村发展优势区位既不紧邻又不过度远离中心城市，从而在保留乡村独特资源禀赋的同时，维持与都市区的紧密联系。机制分析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市中心性强度等城镇影响因子，对上述行政村的负相关分布特征和特色田园乡村的倒“U”型分布规律均具有强化作用。 关键词：乡村优势区位；可达性；行政村；特色田园乡村；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F32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221（xxxx）00-0001-12DOI：10.13284/j.cnki.rddl.20250602 类乡村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节点，承载着城市空间难以替代的乡村功能与地域价值。以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为例①（以下简称“特田”），在区位选择上，特田建设通常倾向于那些毗邻大城市、位于交通干线周边或坐落在著名风景区附近的村庄。这些村庄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在初期的基础设施投入、资源导入和人气集聚上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区位优势带来初期发展红利的同时，也潜藏着乡村主体性弱化和发展同质化的风险，如一些村庄产业业态高度集中于农家乐和民宿，缺乏基于本村资源禀赋的内生创新，制约了其从“亮点示范”向“深度融合”的转变。另一方 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总体目标，围绕着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建 设 与 工 作 部 署 由 此 全 面 推 进 （中 共 中 央 ，2017）。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2024）。至此，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切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乡村地域系统在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下，逐渐孕育出一批在地理区位、交通禀赋、产业基础等方面具备显著比较优势的乡村“排头兵”（曹智等，2020；王秀伟等，2022）。这 面，对比“六普”和“七普”数据（国家统计局等，2021）②，中国乡村人口减少了约16 436万人。人口大量减少必然要求空间重构，乡村收缩势在必行（罗震东等，2016）。从资源集约利用与公共服务优化的视角出发，将有限发展资源优先配置于区位优势突出的乡村，这既是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率与公平动态平衡的理性选择，也是乡村转型过程中践行“精明收缩”理念的内在要求。因此，系统探究特田、普通行政村与城市建成区之间的优势区位议题，提出不同区位乡村的差异化融合发展路径，对于精准甄别城乡地域系统中乡村发展的优势区位所在、优化区域政策供给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利用模式。另外，Martin & Tulla（2019）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在乡村的区位决定因素，指出相对低廉的产业本地化成本以及与都市区保持适度的地理邻近性，构成乡村地区吸引此类技术密集型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关键优势。上述国外研究表明，乡村发展普遍受优势区位的影响，城乡地域系统中确实存在乡村发展的优势区位。相较而言，国内相关研究大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如范少言（1994）指出乡村聚落选址的区位因素随生产、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张京祥等（2002）提出乡村聚落体系的组织必须充分考虑大城市的影响及城市不同功能空间的延伸，关注到乡村邻近城市的区位优势对其规划组织的重要影响；汤国安等（2000）通过GIS分析得出，乡村聚落分布的密度随交通便捷度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表明乡村集聚发展与交通可达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与此同时，乡村地域受到城市发展的渗透影响也愈发显著，学术界对于乡村发展优势区位有了更深入的认知，相关研究也日益多元化与精细化。当前，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空间格局与区位驱动因素（曹智等，2020；宋伟等，2020）、乡村区位分析与分类（邓春凤，2021）、乡村区位的影响因素探析（李君等，2016）、乡村产业发展与区位关系等（李争等，2021；张楠等，2023；李涛等，2024）。总体上，国内相关研究正沿着一条从现象描述到机理剖析，并结合宏观量化与微观分析手段，紧密跟随于国家城乡发展战略的路径，不断深化乡村区位研究的视角与内容。 长期以来，乡村区位作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对乡村区位研究起步较早，在古典区位理论中，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J H von Thünen）基于完全理性假设，提出农业土地利用的杜能圈结构（金相郁，2004），指出农业活动的空间区位优势差异。此后，近代区位理论中，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利用抽象演绎的方法发展出“中心地理论”，揭示市场、交通和行政三大原则主导下区域中心地（城镇）的等级、规模与空间分布规律（沃尔特·克里斯塔勒，1998），实现了从区域视角进行城乡系统性空间区位研究的理论突破。21世纪以来，国外相关研究开始呈现深化与拓展的趋势，如Qadeer（2000）概述了亚洲南部地区的“乡村大都市”现象，指出在农村经济和社会系统与大都市空间组织的融合过程中，乡村优势区位起重要促进作用。也有学者通过GIS分析探讨了乡村工业发展与乡镇区位因素的关系，指出由工业区位理论的主要因素确定的优势区位与农村工业高度发达的乡镇区位具有高度相关性（Shen, 2009）。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逐渐趋于微观化探索，学者将研究焦点下沉至具体产业在乡村地域的区位选择及其引发的空间效应（Martin & Tulla, 2019; Kyrylovet al., 2020; Kyriakopoulos, 2024; Sadeghi & Seidaiy,2025）。如Sadeghi & Seidaiy（2025）通过案例研究，揭示了旅游业发展如何显著提升乡村的区位价值，并探讨了该价值在乡村地域中的实现路径 在乡村优势区位测度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3S”技术和数理模型的发展，乡村优势区位测度逐渐走向定量化阶段，现有文献通常采用4种方式：1）以邻近交通线的距离为评价标准，围绕路网做等距离缓冲区分析，统计不同缓冲区内的乡村聚落密度，以此评判基于交通路网的乡村优势区位（郑文升等，2014；陈永林等，2016）。然而，这种测度方式只评价了乡村基于道路的区位优势，难以充分反映城镇发展对乡村区位的影响。2）以邻近城镇的距离为评价标准，围绕城镇做等距离缓冲区分析，计算各距离带内 的乡村聚落密度，以评判城镇辐射影响下的乡村优势区位（吕敏娟等，2016；方健等，2017）。与第一种方法类似，这种方法只考虑了城镇向外辐射影响下的乡村区位优势，未能客观评价乡村的交通区位状况。3）采用交通可达性指标，评判乡村聚落沿道路线形至城镇的通达状况（汤国安等，2000；杨忍，2017），该方法是当前测度乡村优势区位的主流手段之一，但无法全面反映景观资源、政策等要素对乡村优势区位的影响。4）构建区位优势度函数，包含地形、道路、城镇、景观资源等评价变量，分别测算这些变量至乡村聚落的邻近距离，并将结果代入区位优势度函数进行加权计算，以评判综合要素影响下的乡村优势区位（王伟等，2021；马利邦等，2023）。综上，可认为乡村优势区位的内涵构成及测度方法具 有 复 合 性 ， 其 构 成 可 从 外 部 驱 动 与 内 生 禀赋2个维度进行解析，其测度方法可通过构建“交通可达性+多维度因子”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测算。从外部驱动视角看，优势区位源于乡村与外部系统的有效连接与资源获取能力，体现为便捷的交通可达性所赋予的市场潜力、邻近城镇带来的经济辐射与需求外溢、以及政策性扶持在资源分配上的重点倾斜等，这些外部要素共同构成乡村发展的区域性利好环境。从内生禀赋视角看，优势区位依托于乡村自身独特的、难以复制的内在资源，包括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乡土文化、保存较好的聚落形态、丰富的生态资源以及特定的产业基础等。这些禀赋通过具体的空间载体，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现实吸引力与区位竞争力。因此，乡村优势区位的核心内涵本质上是外部驱动与内生禀赋在特定地理空间上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乡村在区域发展中的综合区位优势与战略价值。 1研究对象、数据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以江苏省行政村、特色田园乡村为实证对比研究对象。据《江苏统计年鉴2023》（江苏省统计局等，2023），江苏省下辖13个设区市，共有13 715个行政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采取上下结合、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主体积极性高、工作基础好、规划有亮点、方案切实可行的地区和村庄，开展试点工作（中共江苏省委等，2017）。自2017年《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计划》（中共江苏省委等，2017）推出以来，始终坚持“政府主导、村民主体、市场参与”的原则，在“自愿申报－分批审核－考核验收－命名奖励”的创建程序和“综合营建”的运作模式下，已陆续公布了12批次特色田园乡村名单，累计建成752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图1），实现了76个涉农县（市、区）全覆盖。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发达地区综合性乡村建设行动的地方典型实践（王鹏等，2024），作为地方政策实践导向下层层遴选出来的发展状况较好的示范性村庄，特色田园乡村适合用来与普通行政村对比，开展乡村发展优势区位研究。为保证研究单元的空间可比性与数据完整性，本文在76个涉农县（市、区）基础上，将城镇化率较高、涉农属性较弱的市辖区纳入设 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基于定量分析手段和样本数据的可操作性考量，主要从外部驱动视角出发，选取道路可达性与城镇辐射影响两类关键要素，分析不同类型乡村在这两类要素作用下与城市建成区之间的区位关联特征，进而探讨乡村发展优势区位的潜在空间特征。以期为江苏省分类引导乡村布局、高效配置城乡要素提供实证依据与区位参考，同时丰富乡村优势区位理论在城乡融合场景下的实证范式与应用内涵。 Fig.1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istic idyllic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注：该图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天地图服务中心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区市范畴，最终选取53个市县（13个设区市、19个县、21个县级市）作为城区单元，以行政村、特色田园乡村为乡村单元，开展定量对比分析研究。 本为平均出行1 km所需的分钟数，即cost=1/v×60。式中：cost为时间成本，v为各类道路的通行速度。由于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成本不一样，为简化计算过程，统一选定以机动车出行为主要交通方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2014）和江苏省道路交通实际运行情况，设定不同等级道路的机动车通行速度与通过每个像元单位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表1）。最后，利用ArcGIS 10.7的空间分析工具，测算得到江苏省53个市县城区的道路可达性分布。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主要包括江苏省道路网矢量数据、行政村点位数据、夜间灯光数据、行政区划数据和统计 年 鉴 数 据 。 其 中 ， 道 路 网 矢 量 数 据 来自OpenStreetMap③，涵盖国道、省道和县乡道；行政村点位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官网获取名称信息后，通过百度地图的地址反查工具和坐标纠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