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数字阅读的文化实践特征与：场域机制研究

□ 王倩 摘要：万物智联时代，青少年数字阅读已成为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文化数智化赋能战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点。本文以北京市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基于平台阅读实践的资本基础-场域结构-惯习生成-实践转化四维模型，深度分析青少年数字阅读行为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青少年数字阅读呈现出选择单向度、内容边界偏移、路径外包化与判断浅表化等特征，其背后机制体现为算法化文化资本的差异供给导致阅读分化，平台场域通过可见性分配与数据反馈形成支配性力量，界面化阅读惯习在算法交互中动态调适，以及跨场域实践转化中学校教育对阅读边界的重塑。本文揭示了平台场域的跨场域力量和算法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学校场域在数字时代的制度性调节功能，为数字时代的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提供了中国经验，对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青少年阅读；数字阅读；社会实践理论；跨场域机制；平台阅读实践 阅读是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将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作为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并指出要“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2］。我国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其中明确要求中小学校应“加强书香校园建设，加大阅读在教学计划中的分量，开设阅读课程，开展 阅读辅导”，并强调“国家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推动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供给，提升数字阅读便利性和满意度”［3］。数智时代，青少年阅读已从传统纸质方式迅速向数字化转型，数字阅读已成为当前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少年数字阅读是落实国家文化数智化赋能战略的有力抓手，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对青少年数字阅读现象进行深度剖析，对于在万物智联的当下形成对青少年阅读行为机制的科学认知、有效培育青少年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端迅速普及，平台机制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个人阅读不断从传统纸质媒体向数字媒体迁移［7］，阅读行为相应呈现出多模态、交互式与多场景切换等复杂特征。根据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2024年，我国公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80.6%，主要包括手机阅读、听书、电脑端网络在线阅读等方式，成年公民手机阅读接触率达78.7%［8］；《2024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指出，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达到6.7亿人，市场总体营收规模为661.41亿元［9］。数字阅读已成为我国阅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数字阅读是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的共通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青少年的数字阅读能力日益受到重视，在国际层面形成了广泛的政策共识。欧盟在《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中要求培育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系统，增强数字转型所需的数字能力，并提出“到2030年，13～14岁青少年的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未达标率应降至15%以下”［4］。这一明确目标，将青少年数字教育议题提升至区域竞争力的战略高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于2025年首次将“在数字世界中学习”作为创新评估领域［5］，重点考查学生在数字环境中的学习能力以及数字阅读素养，表明国际社会对青少年数字阅读的重要关切。我国的青少年数字阅读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数字媒介环境具有结构性差异，国内数字阅读大量嵌入社交、娱乐等多模态实践，这与欧美以电子书为主导、图书馆等公共支持体系为依托的数字阅读方式大相径庭；“耕读传家”的经典纸质阅读传统与“短平快”的数字阅读形成文化张力。当前，我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数字化教育，教育部的科技赋能阅读创新工程推出“AI伴读计划”，彰显国家层面对青少年数字阅读的高度重视。与传统纸质阅读相比，数字阅读具有便利性与交互性特征，但存在注意力碎片化、理解浅表化、数字成瘾等挑战，亟须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青少年数字阅读行为有怎样的特点与表现？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深层机制与影响因素？面对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数字阅读的新态势，如何构建“人机协同”的青少年数字阅读素养培育体系，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统一？本研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丰富青少年数字阅读的理论内涵，助力当代青少年数字素养的培育，切实推进书香社会建设。 随着数字时代阅读行为的逐步普及，当前学界关于数字阅读的本质属性形成了两种阐释范式：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数字阅读体现了阅读民主化的进步趋势，打破了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降低了知识习得的门槛，并具备促进人际交流的解放性潜能［10］；媒介悲观主义则对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等持隐忧态度，认为数字阅读会侵蚀人类的深度思考能力，对系统性知识具有破坏作用［11］［12］。两种范式难以单独解释数字阅读的复杂特征，并且对于数字阅读行为背后的社会生成机制尚未充分关注。 当前，“全民阅读”已经连续13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3］，阅读成为涵养民族精神与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路径。数字阅读作为全民阅读战略的重要实现形式，其稳步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整体布局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 2.青少年的媒介使用与数字阅读实践 数字阅读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当代青少年作为“数字原住民”，其阅读行为与数字环境密切相连，与技术使用以及家庭培养、学校教育、平台生态等深度绑定。该现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需超越单纯的技术-效果分析框架，深度考察青少年数字阅读的具体特征以及生成逻辑。 作为与互联网同步成长的一代，青少年是数字时代具有选择性和自发性的专业消费者［14］，数字媒介已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由共青团中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到1.9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7.3%，其中92%的未成年网民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15］。2024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已达到75.1%［16］。当代青少年在数智环境中不断形成、调整和强化自己的阅读方式以及阅读边界，数字阅读正在不断丰富青少年的阅读实践。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1.数字时代阅读行为的变化与发展 数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阅读媒介的形态，并重构了现代阅读方式、实践情境以及意义生成机制。传统阅读以线性浏览纸媒为主，阅读环境相对稳定，而伴随着知识传播的电子化趋势［6］，移动网络与智能终 架，将场域分析作为核心内容，以探究青少年的数字阅读行为如何在家庭、学校、平台等多重场域的交互中生成。该理论虽诞生于前数字时代，最早的分析对象是传统教育以及文化消费问题，而将其置于当前的数字化语境中，既可以检验经典理论的当代适用性，亦可以通过我国青少年数字阅读经验，对该理论进行在地化延伸与批判性修正。 当前研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青少年数字阅读的主要特点：一是混合型阅读实践。青少年根据自身需求混合使用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两种方式，家庭文化资本及学校环境持续形塑青少年对未来阅读的想象［17］。二是平台化与生活化。青少年的数字阅读方式接触率随着年级升高而增长，以手机阅读的增长最显著［18］；数字阅读不再只是学业任务，与兴趣爱好等密切相关，但同时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问题更加凸显［19］。三是分层性与机制性。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数字阅读素养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父母的情感支持发挥调节作用［20］。在媒介层面，社交媒体既增强青少年数字阅读的参与感，又可能抑制数字阅读素养［21］。数字阅读在数字资本与数字阅读素养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功能，影响青少年的阅读行为［22］。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最初围绕社会不平等、文化生产与消费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的议题展开，主要从场域、资本与惯习的互动角度阐释了社会实践的结构化与再生产逻辑［23］。场域是指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社会空间网络，由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个体在其中行动与互动［24］。资本指所有形式的价值资源，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和象征资本，是资源在发挥社会权力关系作用时发生的一种转化；其中文化资本是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上层阶级通常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25］。惯习是内在化的行为主导倾向，它持久、稳定又可以变化，通过无意识引导实践［26］。场域、资本和惯习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形成了社会实践［27］。而关于其当代适用性，学界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该理论在数字时代依然适用，可以超越“技术决定论”与“个体自由主义”两种极端，充分揭示数字实践背后的结构性差异与文化机制。另一种声音则指出该理论在数字时代需要批判继承，如数字资本有别于传统的文化资本，是与关系网络交织在一起的新型资源形态［28］；数字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有助于解释青少年在数字环境中的学习机会与效果关系等［29］。本研究关注我国青少年数字阅读现象背后的不同资源、关系空间以及倾向结构如何共同作用，进而组织起具体的文化实践。首先，平台和算法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新的结构性力量，重新组织信息可见性以及注意力分配的场域机制；其次，我国的学校场域通过课程标准制定、课时安排、思政教育等方式，在青少年数字阅读中保持“在场”并持续发挥作用；最后，青少年的同伴关系网络亦成为情感认同、阅读边界和思维方式形成的重要关系空间，在青少年数字阅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青少年数字阅读具备三重属性：一是受数字终端和内容形态影响的媒介化阅读，二是通过家庭陪伴、平台传播等方式不断获得意义的社会化阅读，三是受数字素养、个体兴趣等差异影响形成的分化性阅读。由此，青少年的数字阅读不是数字技术对纸质阅读方式的完全替代，而是一个兼具媒介性、社会化与层次性的文化实践问题，是青少年阅读方式的数字化延续。 当前国内外关于青少年数字阅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并达成了一些共识，即数字阅读是青少年阅读的重要方面，青少年数字阅读没有与传统阅读相割裂，而是在既有阅读行为基础上进行，并且家庭、个人兴趣以及数字素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亦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多停留在青少年数字阅读现状、阅读素养以及推广进路层面，较少解释这些现象何以生成，该现象背后的社会生成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揭示；二是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和效果评估为主，聚焦于变量关系的揭示，较少进入青少年真实的数字阅读场景去理解他们如何进行阅读选择和意义判断；三是既有研究虽已引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数字资本、平台机制等因素，但对青少年数字阅读场域的理解仍显不足。当前的研究更多关注变量或者现象层面，未能充分阐释青少年数字阅读现象如何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产生及发展。青少年的数字阅读是由多重场域共同交织而成的文化实践，对其解释需要回归到实践生成的具体过程当中。 基于此，本文提出“平台阅读实践”来界定青少年数字阅读的基本形态。平台阅读实践是指青少年在平台化的媒介环境中，围绕文字、图像、短视频、超链接及相关信息流而展开的接触、选择、浏览、理解、判断与分享活动。平台阅读实践改变了媒介在阅读中的存在方式。在传统纸质阅读中，阅读主体多聚 3.理论框架：作为文化实践的数字阅读 本研究采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作为分析框 焦文本内容，而媒介以相对“隐身”的方式存在；在平台阅读实践中，媒介以弹窗、热榜、AI互动等形式持续“现身”，贯穿数字阅读始终。青少年的数字阅读嵌入平台场域中，根据算法推荐进行阅读，并不断被算法引导，内容偏好通过点击、停留、点赞、分享等操作痕迹被平台回收并二次编码。平台的角色已从内容传播渠道演化为青少年数字阅读实践得以生成、强化与循环的结构性力量。 三重特征，能够转化为可视化数据，进行跨平台迁移兑换，亦可强化“信息茧房”作用，构成了青少年数字阅读差异化的资源基底。二是场域结构，即青少年的平台阅读实践发生在怎样的关系空间中。青少年数字阅读行为处于家庭、学校、平台等场域的网状交互结构中。算法具备跨场域特点，使传统场域边界趋于流动，这与布迪厄场域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