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视角下文莱的海洋生态治理思维与合作逻辑

“全球南方”视角下文莱的海洋生态治理思维与合作逻辑 孙晨1,2，赵长峰1,2 （1.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武汉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武汉430079） 摘要：文章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文莱海洋生态治理的思维演进及其对外合作逻辑。作为东盟海洋国家，文莱的海洋生态治理取得显著进展，从早期经验型管理的传统治理观向制度化、科学化管理的现代治理观深刻转型。21世纪以来，文莱逐步构建起以法律规范、组织管理、国际合作、科研激励与公众教育等五大路径为支柱的海洋生态治理体系：1）围绕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资源管理完善相关立法，形成覆盖海洋生态保护关键环节的制度框架；2）依托跨部门协同与全政府治理模式，推进海洋生态事务的统筹管理；3）通过积极参与双多边合作机制，拓展海洋生态治理的区域与国际合作网络；4）以科技创新与产学研融合为抓手，强化海洋生态治理的技术支撑能力；5）通过公众教育与多主体参与机制，提升社会层面对海洋生态保护的认知与行动能力。基于此，文莱主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议程，推动海洋环境修复，带动相关社会经济效益提升。然而，当前文莱海洋生态改善还面临资源有限性、治理复杂性等挑战掣肘。因此，准确把握文莱海洋生态治理的观念演变与路径挑战，有利于推动构建“中国—东盟海洋命运共同体”，打造“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提升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的话语权。 关键词：海洋生态；海洋治理；海洋命运共同体；蓝色伙伴关系；全球南方；东盟；文莱 中图分类号：D815；P7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221（2026）06-1003-14DOI：10.13284/j.cnki.rddl.20250506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生态问题已超越国界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全球气候、生态平衡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国性，使得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独立应对。塑料垃圾等海洋污染物能通过洋流扩散，积聚形成远离污染源的“垃圾带”，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过度捕捞作为跨国海洋生态犯罪的典型代表，不仅严重威胁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还损害沿海国 家经济利益与生态安全，冲击全球海洋生态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与有效性；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对全球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活动构成挑战，特别是中国及东盟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可能面临不利的后果。因此，全球海洋生态治理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要求全球各国携手参与，共享技术和经验，共同应对全球性海洋问题。 作为东盟海洋国家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莱坐落于婆罗洲岛西北部，北临南中国海，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相邻，并被沙捞越州的林梦地区分隔为东西两部分。文莱国 土总面积为5 765 km2，拥有约162 km的海岸线，以及33个岛屿，其地形特征为沿海平原与内陆山地的结合，气候上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全年高温多雨，年均温维持在28°C左右①。然而，由于国土面积狭小、空间资源有限，文莱在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衰减与海洋污染加剧等海洋生态治理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受重视背景下，文莱已深刻意识到封闭与传统的海洋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多重威胁，正逐步转变海洋治理观念，通过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议程。 运共同体”等相关研究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许利平等，2019；De Vienne & Jammes, 2020；刘瑞，2020；张卫彬等，2020）。该类研究从区域合作、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等视角，探讨了中国—东盟在海洋领域合作的总体方向，但对文莱在全球海洋生态治理中的具体角色与实践路径仍缺乏针对性讨论。 综上，既有研究从资源治理、安全治理与制度治理等不同维度，对文莱及其他东盟成员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的相关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为本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1）缺乏对文莱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的专门性、整体性态势分析。作为南海周边国家和东盟成员国，文莱在海洋生态治理中的政策观念演进、治理路径选择及其对外合作逻辑，尚未得到系统梳理，不利于全面把握中国周边海洋生态安全与治理格局。2）在时效性和动态掌握上相对滞后。在“全球南方”方兴未艾、“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和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的背景下，鲜有对文莱参与全球及区域海洋生态治理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当前，“文莱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相关研究主要涉及3方面。1）对文莱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及其对外合作实践的归纳分析，主要包括沿海生态资源管理、海上油气开发利用与海洋蓝色经济合作 等 议 题 （Ranjith & De Silva, 1998; Buszynski&Sazlan, 2007；姚元园，2013；周雪奇，2026）。该类研究多从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关注文莱在海洋资源利用与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政策取向与实践路径，为理解文莱海洋治理的现实基础提供了重要经验素材，但整体上仍偏重部门性或产业性分析，对其海洋生态治理观念的系统演进关注相对有限。2）在文莱及东盟海洋安全研究中涉及非传统安全治理，主要包括海洋生态执法、海上航线安全等议题（Bradford, 2005;鞠海龙，2011；祁怀高，2022）。相关研究多将海洋生态问题置于非传统安全框架下展开讨论，强调海洋生态风险与海上秩序、能源安全及区域稳定之间的关联性，拓展了海洋生态治理的安全研究维度。然而，该类研究往往将文莱作为区域案例或比较对象加以呈现，缺乏对其自身治理逻辑与政策选择的深入剖析。3）在东盟国家南海政策研究中涉及文莱海洋生态政策，主要包括海上划界实 践 、 涉 海 自 然 资 源 法 律 等 议 题 （Serap et al.,2014；刘丹，2017；全小莲，2020；任远喆等，2021）。相关研究从国际法、地区秩序角度，系统讨论了文莱在南海相关议题中的政策立场与法律实践，为理解其海洋生态治理的制度环境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整体上仍以主权、安全或规则博弈为分析重心，对文莱主动参与全球与区域海洋生态治理的实践层面关注不足。此外，既有的中国与文莱等东盟国家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 基于此，本研究从“全球南方”视角，系统梳理文莱海洋生态治理的发展历程、制度体系与合作路径，重点分析其治理成效与现实挑战，力图动态、全面地呈现文莱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的整体图景。一方面，通过对文莱治理经验的总结，丰富小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的经验研究；另一方面，为面临海洋生态压力的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参考的“南方经验”，并助力“中国—东盟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深化中国—文莱双边关系提供现实启示。 1文莱参与海洋生态治理的观念演变 文莱的海洋生态治理观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显著转变。早期的治理观念主要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朴素认知和利用，强调维持资源的基本可持续性。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莱逐步形成以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为核心的现代治理观，推动系统和科学的管理措施的实施。 1.1传统海洋生态观的演变 文莱以其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著称，沿海 对海洋资源的需求，以传统渔业为代表的海洋生态可持续性理念受到严峻挑战，逐渐被更高效但同时也更具破坏性的现代捕捞技术取代。该过程不仅改变了海洋资源的利用方式，还引发了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1941年文莱遭日本侵占期间，海洋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遭到大肆掠夺。这些历史事件与现代化进程的双重作用，使文莱的海洋生态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文莱需采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其传统观念，并积极引入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以构建一套有效的海洋生态可持续治理体系，确保海洋资源的长期保护和合理利用。 水域分布着众多浅滩和斑礁，为珊瑚、鱼类以及包括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和棘皮动物在内的无数礁栖无脊椎动物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地（Chua etal., 1987）。作为东南亚最古老的王国之一，文莱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文莱人民自古以来就依靠海洋资源维持生计，其文化与经济也因此与海洋紧密相连，历史上，文莱湾附近名为甘榜亚逸（Kampong Ayer）②的水上村庄，被誉为“东方威尼斯”，作为曾经的历史中心见证了文莱与海洋的深厚渊源。在传统文莱社会中，生态保护的观念根植于自然崇拜与和谐共处的文化信仰之中。许多文莱人视海洋和河流等自然资源为神圣且具有灵性，因此在捕捞和利用海洋资源时保持敬畏和克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海洋资源生态环境，避免了资源的过度利用。 1.2现代治理观的发展与形成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口的增加与渔业活动的扩张，文莱政府开始意识到保护海洋资源的紧迫性。1966年，文莱政府成立了隶属于初级资源与旅游部的渔业局（Department of Fisheries），总部位于斯里巴加湾市，初期仅配备2名外籍专业官员及15名本地员工，主要负责运营哈桑纳尔博尔基亚水族馆（Hassanal Bolkiah Aquarium）。文莱渔业局于1968年首次开展的渔业资源调查，初步探明了文莱海域中等规模的渔业资源潜力，凸显出加强海洋生态管理的必要性。 渔业是传统文莱社会许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传统的渔业活动主要集中在近海和河口地区，以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模式为主，采用手钓、网捕及小型渔船等简单渔具和技术。渔民依赖经验和传统知识，在特定季节和区域内进行捕捞。他们往往采用手工操作和有限的捕捞工具，捕捞量相对较小，从而允许鱼类种群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可持续资源利用。同时，文莱渔民还与邻近国家开展贸易交流，通过海上贸易网络将渔获物销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国。这种跨国界的渔业活动不仅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还催生了多样化的渔业文化（Rahim, 2007）。同时，传统文莱社会还高度重视社区共同体的作用，渔民社区内部存在许多关于资源共享和管理的传统规则。如渔民社区会通过共同决定捕捞时间和地点的方式，以避免过度捕捞，确保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社区还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传授可持续渔业和生态保护的知识与技能，以促进海洋生态资源的有序管理。 20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海洋渔业资源问题逐渐显现。1972年，文莱颁布了《渔业法案》（Fisheries Act），这是文莱在海洋生态治理领域首次重大立法行动，该法案明确规定了捕捞季节、渔具类型以及渔获量的限制，旨在规范渔业活动，防止过度捕捞，并确保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983年，文莱出台了《渔业限制法案》（Fishery Limits Act），该法案以文莱领海宽度的基线为依据，将文莱的渔业限制区范围从毗连区领海基线宽度扩展至200 n mile。同时规定，外国机构和个人必须使用文莱政府指定的渔船方可在相关海域进行捕鱼活动，严禁其他任何外国渔船驶入文莱渔业边界（Ministry of PrimaryResources and Tourism, 2012）。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技术的飞跃以及外来文化的渗透，特别是自1906年文莱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及1929年石油资源的发现以来，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的需求显著超出了生态保护的意识范畴。传统的生态保护观念难以有效回应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压力。现代化所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口增长，显著提升了 早期的海洋生态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莱过度捕捞和污染问题，保护了部分渔业资源。然而，相关政策和法规的执行效果却十分有限。进入21世纪，文莱采取更全面的海洋生态治理措施。2000年，文莱政府首次专门发布《文莱 环境展望（2001—2005年）》（Brunei DarussalamEnvironmental Outlook:2001—2005），对文莱的环境状况进行详尽阐述，并对未来环境保护政策与目标进行展望。“保护沿海和海洋环境资源”被明确列为重要的政策战略方向，具体而言，计